陕甘宁边区乡村政治运行机制探微

陕甘宁边区乡村政治运行主要由乡村党支部领导下的乡参议会、乡政府及其下辖的行政村和自然村领导机构组成。在选举时,先由村民大会或群众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各自然村村长、行政村主任及代表所在区域的乡级参议员,再由乡级参议员组成的乡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乡长和乡政府委员。而村以下各类自治组织则构成了乡村政治民主的基石。     

太行太岳根据地民主政治的辉煌一页

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实践民主制度的过程中,留下了两个光辉典范:一个是1941年5月至9月,太岳区选举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和进行村选的民主政治运动;另一个是1946年3月至4月,太行区选举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的民主政治运动。这两次竞选运动,广泛传播了民主思想,确立了民选机制,选民在选举中获得了普选权。太岳区推选晋冀豫边区临参会参议员和进行村选的民主政治运动,是在以薄一波、裴丽生任     

太行根据地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11位参议员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建议军队实行精兵主义,政府实行简政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同年1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特别是减少机关行政人员和部队非战斗人员,充     

陕甘宁边区的禁毒禁烟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保卫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边区政府的声誉，争取抗战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禁毒机构，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边区境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禁毒的模范区。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的禁毒斗争，留下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与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在我党政权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初期,边区人民民主选举人民政府的领导,产生了第一届民选政府.这既体现了边区人民的参政权,也体现了边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民主选举的开展,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抗战动员、支援前线起了积极作用.本文拟就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政府略作考证、论述.成立选举委员会,制定《民主政府施政纲领》边区第一次民主选举是由西北办事处和边区政府主持的.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公布以后,西北办事处设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蔡树藩为主任,高朗亭为副主任,办理边区的民主选举事宜.选举委员会成立后,选举准备工作随即开始.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训练干部,决定由西北办事处及陕甘宁省各办一个,训练100名能够组织、领导选举工作的干部.干部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以及其他有关宣传材料,分别于1937年6月12日和6月下旬开始.     

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首次民主竞选

1941年秋天,延安第一次由民主竞选的方式产生参议员,组成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延安东区和南区设立了一个选区,产生一名参议员。这个选区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中央八所直属的高等院校都在这里,所以,民主竞选参议员的首次会议在这个选区进行。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为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70周年而作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7年4月6日成立了边区政府。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把边区建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特别要以为人民服务为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疫情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核心:"组织严密、统一领导"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造成边区军民的大量人员伤亡。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把疫病预防与控制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采取成立防疫领导机构、开展卫生宣传、加强医疗机构建设、建立防疫机制、增强人民群众体质等一系列科学疫病防治举措,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病的流行和蔓延,并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民主选举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十三年的历史,是一部追求并实现民主执政的历史。1937年底,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到1944年10月,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建立了人民普选的地方各级政府。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权普选收益颇丰。     

由“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引发的边区粮食新政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长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同时也贯穿于陕甘宁边区公粮政策抉择变化的过程。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财政面临抗战以来最困难状况,改变以往"休养民力"政策,被迫加大公粮征收量,人民难以承受,引发不满情绪,甚至出现"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极端抱怨。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适时调整公粮征收政策,由人民全部负担公粮转向边区党政军和人民共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保育工作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在抗战艰苦的条件下，保护和服务妇女儿童，先后发出一系列有关关爱妇女、保育儿童的指示和规定，妇女作为抗战的重要群体，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投身抗战和边区建设生产工作。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保育事业，也十分重视儿童的教育工作，因为保育工作不仅是为了延续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抗战工作中的关键一环。陕甘宁边区制定了许多儿童教育的方针与政策，积极设立儿童保育组织，创办儿童保教机构。虽然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困难，但依然重视儿童保育工作。此后，边区妇女的保育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陕甘宁边区生产力发展成就的生成机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发展了生产力，保证了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和工业品基本自给，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陕甘宁边区生产力发展成就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激进方式扫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解放和发展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使边区生产力发展适应了中国革命实际的胜利；是边区生产采取有效的组织形式的结果。     

论抗战时期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构成特点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抗战力量而建立的地方咨议机构,其参议员构成特点研究,是我们探寻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权建设理念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两届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党派、学历、职业、年龄、性别等五个方面进行构成分析,认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无视民主党派参议员队伍建设,导致参议员中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学历构成呈现精英化特点,直接影响了其职业构成,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产生了影响;参议员的职业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名不副实和官商一体等问题;年龄构成呈现老龄化的特点;女性参议员数量非常少。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参议会功能的发挥。     

陕甘宁边区政权治理经验探究

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全面抗战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发动边区人民,围绕抗战和民主两大主线,在保障抗战的大前提下,完善边区民主制度体系和政权治理与建设,发展边区生产力,最终使边区达到了“善治”的目标。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防疫工作实践论述

陕甘宁边区医疗水平偏低,常受疟疾、鼠疫、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袭扰。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了边区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各级防疫委员会逐步完善组织机构;及时追溯病源研究发病机理救治群众;将中共的防疫政策变为实践。经其努力,传染病得到有效遏制,改善了边区的卫生环境。"学史明理、学史力行",陕甘宁边区的防疫实绩,功在千秋,益在当代。     

一条闻名于世的“意见”——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始末

参议会与李鼎铭 大约是1941年11月6日,在当时的延安大礼堂里聚集着身上沾着黄泥的农民、穿着工装的工人、从前线归来的官兵以及穿着长短装的党外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这里召开。 那一天,毛泽东穿着洗得很干净的棉袄,理齐了长发,同许多中央领导参加了开幕式。会上,他作了30分钟的演讲。说到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时,他掰着指头,一点一点地强调: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     

浅析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人民争取民主不断奋斗的历史。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内容丰富,其选举制度、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和边区参议会制度等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的《边区群众报》与现实启示的研究

《边区群众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份大众化报纸。在近十年的办报历程中,用人民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文字语言书写人民群众喜爱的内容,实事求是,着眼于群众。它不仅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还对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起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指导作用。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运动历史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了一场自然科学运动,在运动中重视发展和推广自然科学技术,积极组织研究机构,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活动。自然科学运动为边区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科技实践,为党培养了科技工作的后备人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积累了经验;普及了科学思想,改变了边区人民落后的思想面貌,对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