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家庭伦理的农民经济生活 ——基于华北与江汉地区农村的比较

本文将农民的经济行为放在家庭关系中,分别考察华北地区农村与江汉平原农村的家庭经济模式,分析农民经济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经济态度,并通过对比研究来分析两个地区农村家庭经济的伦理基础。华北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使得当地家庭经济具有超越现实性,“活着为了儿子”构成了华北农民劳动投入与消费选择的前提,形成了生计型家庭经济。在江汉平原农村,主体享受构成农民经济行动的根本动力,形成了生活型家庭经济。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半工半耕”的微观机制

当前“半工半耕”成为农民最普遍的家庭经济模式。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构关系,探讨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微观机制。在家本位的伦理价值影响下,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目标是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农民调整家庭结构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济行为反过来型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结构--新“三代家庭”,其具有名实分离的特征。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性及其经济化趋势初探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发展中,农民主体将富有更强的理论化色彩,本文以影响个人行动的三个因素为维度,将农民理性划分为经济理性、道德理性和法理理性,并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性具有经济化的发展趋势。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代中国丁克家庭的伦理审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丁克家庭开始出现于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并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它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变迁、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人们的婚育观发生很大变化。从伦理的角度对丁克现象产生的原因、实质进行剖析，可以使人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一新型家庭模式。     

理性的善与恶:社会道德重构中的文化价值

尼布尔对理性在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在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时他却充分运用了理性的力量,接受了理性的分析和对策。我们应在尼布尔理性观点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理性的作用,在正视情感的前提下,发掘理性的力量,探究其在当代社会道德重建中的启示性价值。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超越 批判 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性论分析

马克思政治哲学基于他所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对启蒙理性两种政治哲学基础即近代先验论和经验论的超越.并且在此引导下,马克思完成了对启蒙理性的先验理性维度的国家理性和经验理性维度的单子理性的双重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理性进行了重构,从而产生了独具实践性、辩证性和社会历史性特色的理性论.     

预期理论视阈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是一个基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农民与国家进行有效互动,并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对于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态度和行为取向,从根本上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新农保政策做出的预期评估.而造成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预期评估不高的逻辑因素在于,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难以对政策信息做出有效解读;基层干部公信力的下降,难以对村庄进行有效动员;新农保政策内在激励机制的缺失,无法对农民形成有效刺激.这一切都导致了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预期评估不高,进而表现出观望的态度和低档次参保的行为倾向.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理性思辨与社会和谐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文化"同质论"、流行音乐文化"庸俗论"、流行音乐文化"市场支配论"问题从理性思辨的角度阐述了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后阐述了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文化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旨在丰富和完善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推进社会和谐。     

农民工的理性行为:信息、地点、职业与模式选择——河南省袁坊乡府君寺村的个案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纷纷走向市场,身份也开始从乡村社会的"伦理人"转变为"经济人",其行为也随之具有了"经济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主要表现在对务工信息、地点、职业和模式的选择这四个方面.但是,这种理性行为只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需要政府适当引导,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理性视角下的中西社会秩序

考察西方和中国的社会秩序理论发展史,可以发现,理性作为一种权衡与选择能力是社会秩序构建的基础和动力。以契约理性、利益理性和科技理性为代表的西方工具理性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的核心支柱,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森严的金字塔式的封建政治制度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朝内价值体系下的伦理和审美文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秩序中缺乏工具理性因素。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对中国来说需要的是一套既符合中国自身特点又能适应当下全球社会发展特征的复合理性。只有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自然理性的有机结合才是现代工业以及后工业社会维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稳定的理想精神归宿。     

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

在对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唯理主义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另一种是进化论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前者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之物,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可以控制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理性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源,社会秩序印规范、制度和社会组织,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而后者认为,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理解自身,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理性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有限,社会秩序不是人的理性设计和审慎思考的结果,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是人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的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超越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义的对立。     

积累与推进:民上访研究综述

维权范式下的农村上访研究沿着“利益-维权”路径与“正义/公平-维权”路径展开,聚焦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但因强调维权的抗争性、忽视国家在上访中的作用遭致治权范式的批判.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村社会在各个维度上的关系变化,农村内部村民的文化意识与人际关系变化,增添了农民上访的复杂性.维权范式聚焦非正常上访、关注乡村治理与农民上访的关联机制.但因对非正常上访的过度关注、国家/基层政府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遭致后来农村上访研究的批判.治权范式之外、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上访研究通过建构上访者类型、转换研究角度、整合治权与维权分析思路的方式推进农村上访研究的深度.笔者认为在上访农民的有限理性与上访农民所嵌入的文化与事件情境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村上访研究.     

“科技下乡”的现代性语境及其教育功用:功能主义的解释

科技下乡正充当着农村的现代性叙事的新剧情,科技渴望与科技下乡在历史的节点上构成了因果关系。科技不仅是一项农村经济再造运动,而且是教育改变农村社会的历史性实践,科学技术改写着农民对于生活理想的期待和他们关于生存时空的未来憧憬。农村的现代性想象、意识形态建设的转向、教育的城市立场和农民文化的乡土性是科技下乡的重要实践语境。实现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的技术化塑造,塑造农民的新世界观,培育农民理性以及实现农村积极的社会动员是科技下乡的最重要的教育功用。     

和谐社会对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反思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两个重大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充分认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作用及局限性,纠正片面注重经济理性而忽视道德理性的倾向,把二者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和谐社会对经济理牲和道德理性的反恩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两个重大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充分认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作用及局限性,纠正片面注重经济理性而忽视道德理性的倾向,把二者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从“政治人”到“经济人”——建国以来荣辱观动态审视

人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与经济等社会因素。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发展是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成熟的政治人和经济人的理性,会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对何为荣、何为耻会有有力的价值澄清;而荣辱不分,甚至颠倒,就在于人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理性不成熟。而不成熟的政治人、经济人理性是与不成熟的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因此需要对荣辱观进行客观的动态审视。     

发展理性文化构建和谐理性社会

理性文化是自主创新的思想文化基础。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理性文化及人文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关系的探讨,建立科学与人文平衡的和谐理性文化、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理性的完整选择。     

理性、非理性与现代管理

自科学管理产生以来,理性主义便始终是现代管理根深蒂固的传统.尽管行为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管理的崛起以及二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使得非理性因素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得到彰显,但它们都是在理性管理的框架内,发挥着补充理性管理功能的作用.面向新世纪的现代管理,应当努力实现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平衡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中国的工作重点应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