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正通过对发达农区和城郊村庄的调研,我越来越感到: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如果不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它们在一段时期的繁荣后,将陷入"越发展、越麻烦"的困境。为此,必须在以下几方面深化改革,实现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第一,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但是,由此也留下集体成员权被不断强化的制度遗产,这一点在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 ——以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合作社通过发挥集体的统筹功能化解了小农户的生产困境,合作社并没有以直接分红的方式来"代替"小农户致富,而以"让利"的方式"带动"了小农户的长远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激活了村庄治理,集体经济建设成为村集体动员党员的契机,集体还通过党员撬动了村庄的宗族力量,大大减少了村庄发展的阻力;同时,集体活动的增多也重建了村庄"社会"的公共性。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村集体与村民密集互动,也成为后税费时代"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改革以来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及其社会影响

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社会成员跨行业、跨社区的多元性流动,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身份、社区身份的非同步转换,使原来均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开始分化,被分离为若干地位不一、利益有别的阶层.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势必对社会稳定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协调农村社会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同时,它也提示我们应当确立认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的新视角、新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思维、新方式.     

把宗族力量导向集体主义追求——以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为例

宗族是传统乡村的重要组织机构，虽然其在某些方面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其互助性、保障性、教育性、情感性对农民又会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激发集体情感。为了使宗族势力在农村集体主义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要提高民主意识，促进农民族人向现代政治人转变，增强农民的集体责任感；要依托宗族力量，促进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增强村庄的集体凝聚力；要引导宗族活动，延续村庄集体记忆，促进宗族归属感向村庄集体归属感转变。     

从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变——红村个案研究

语言与社会结构是共变的.人民公社时代村庄的话语特征是政治话语,它反映了政治身份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庄在"奔小康"的生活过程中,政治话语逐渐为生活话语所取代.生活话语主要体现在村庄的喜庆活动之中.从政治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变,体现了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     

农村集体产权的意识形态逻辑及其解构——兼析当前农村地权冲突的深层原因

一个社会有着何种土地产权认知,与一个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正在经历三个层面的解构:首先,"共同共有"的公有制意识形态,正在向"按份共有"的私有制意识形态逻辑转变;其次,"平均主义"的集体成员权意识形态逻辑也正在遭遇解构,多种成员权界定规则不断制造了农民身份的差异性;最后,"国家终极所有权观念"以及由此建构的"自上而下"的产权授予逻辑也正在被农民所抛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背后意识形态逻辑的解构,导致了农村土地产权认知逻辑的整体混乱,成为引发当前农村地权冲突的深层次根源。     

城市化背景下城郊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研究——以浙江三个村庄为例

本文以浙江三个城郊村为例,对城郊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郊村社会成员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形成了8个阶层;城市化是城郊村职业分化的主要动力,城郊村社会成员职业的多元化和城郊村社会成员的非农化程度高是城郊型村庄职业分化的主要特点。本研究还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对城郊村各阶层地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并且形成了“一致性上层”和“一致性下层”;客观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地位的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则说明了经济收入以及相关的权力因素在阶层地位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城郊村社会成员职业分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相关思考。     

分化的村庄与分化的农民

分化已经成为了诸多农村社会的既成事实。村庄中的分化机制分为两部分,一是村庄整体层面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村庄经济分化上,由此造成农民之间的贫富悬殊;二是农民在群体特征上的分化,主要体现在老人、妇女、青少年和青壮年相互之间的隔离。如何把经济分化维系到一定的限度,并且重建经济资源分配的正当性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课题;而如何规范农民的分化,建立有利于农民个体成长的社会环境,重建农民的价值体系,和建立对未来长远预期的家庭环境是另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课题。     

转变中的乡村:1942年“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记录——晋绥边区黑峪口村的地权变动与社会变迁

1942年张闻天响应党中央整风号召,亲自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晋西北农村进行农村调查,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村发生的历史变革。以黑峪口村为代表的晋西北农村社会此时正发生巨大分化。乡村阶级分化的升降导致其村内土地的重新分配,继而引发的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又使各村庄间的原有土地归属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一是村庄内部的土地分配趋向分散和小型化,小农家庭经济发展迅速;二是各村土地开始向本村集中,原本混乱无序的村落土地关系和村界亦由此变得逐渐清晰。     

论集体决策的有效性

集体决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方式,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方面,各种类型的组织一般都采用集体决策方式,即最终决策不是由个人而是由集体作出的。有关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决策过程,通过集体讨论,各抒己见,相互影响和制约,作出各种决策,并以组织的名义付诸实施。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研究

建国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一系列行为打碎了传统农村在器物方面的传统,但也使得原子式的农民完成了农民的集体化、再组织化,涣散的农村形成一个实心农村。改革开放后革命话语的退场、身份更加自由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大流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进一步碎化传统农村在精神方面的传统,也荡涤了建国以来农村的集体记忆。农村在器物和精神方面都出现了空心现象。为了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秩序在经历市场经济对其解构之后的重构以及改善农民的民生、消弭农村的风险,应该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各种资源下乡充实农村,实现农村从"空心村"向"实心村"转变,实现从"离心村庄"向"实心社区""、齐心社区"转变。     

和谐社区:现代社区发展的目标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区的发展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或者说由自然产业型向社会分层型的转变。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社区,我们应更好地建立起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每个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二是提倡健康、文明、和善的生活方式;三是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增进社区成员之间互帮互助的服务观念和服务意识。与此同时,还要建设和谐的社区环境和社区文化。     

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革及其政治影响

改革开放引发了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革.这些变革主要包括社会利益结构由以国家利益为重心向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重点向个人和群体利益倾斜,由利益均等型向利益分化型发展,由利益垄断型向利益分享型转变.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造成利益结构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变革的重要前提条件;阶级的阶层化和利益群体的形成是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这一变革将对我国的政治运行和政治发展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村治困境的社会维度分析

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村民自治种种"乱象"与劣质自治的根源在于承载村民自治的农村社会已经支离破碎。农村社会衰败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成员的流失、农村社会关系的松散断裂、农村社会秩序结构性要素缺失。欲破解村治困境,必须对症下药,通过充分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村庄次组织、培养乡村公共精神等方式重建农村社会。唯有一个健康稳固的农村社会才能支撑起有效率的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

国家、市场与地方文化传统在村庄场域内的互动,形塑了不同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根据农民性、组织性、效率性和秩序性四原则,可以划分出六类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分别是强集体主导型、弱集体主导型、能人主导型、传统社会组织主导型、新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市场类企业主导型等。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起源、发展与问题探析

本文认为，80年代初期由农村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村级公共权力的缺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化，以及农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拓展是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原动力。村民自治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组织架构，制度化，制度运作与功能实现。村民自治的发展在运作阶段遇到了来自现有乡镇体制的压力，造成制度的扭曲。文章分析了这种扭曲产生的制度根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减贫机制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保障农民享有集体资产权益、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和制度创新。从中央政策规定和各试点实践看,通过清产核资、折股量化、成员确定、股权管理等关键环节,促进农村集体资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共有"转向"按份共有",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从而促进农民增收,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并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刻反映了"产权明晰—要素流动—包容性增长—贫困消除"的理论逻辑,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因此,充分挖掘、增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减贫的要素平等交换机制、权利和机会平等机制、治理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     

生活世界: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方向

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生活世界被侵扰的局面。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方向,或在于建设村庄的生活世界。如此,有利于农村社区成员体认现代社会规范,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独立的现代公民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