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恢复中美华沙会谈

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1967年6月,举行了第133次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华沙会谈即不能在原级别上进行。但是不     

王国权大使在“五七”干校

王国权，1911年12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35年入党。他早年参加革命，曾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省军区政委。1956年调到外交部，开始了为期22年的外交生涯，先后出任中国驻东德、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四国大使，并在任驻波兰大使期间，兼任中美华沙会谈中方代表。1970年至1973年，担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并作为周恩来的特使，赴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     

趣闻迭起再续中美华沙会谈

正中美华沙会谈,是世界近代史上罕见的马拉松式两国大使级外交会谈。第135次会谈,是中美两国打破僵局的一次会谈。为促成135次会谈的举行,中美两国特别是两国外交人员之间发生了一些趣味盎然的故事。老将出马,雷阳出任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1967年6月,举行了第133次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华沙会谈即不能在原级别上进行。但是     

学习宣传《公司法》 加强企业党建工作——中组部组织局、党建所和国资委联合召开座谈会

在2005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是功不可没的。吴建民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做过翻译，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等职。为表彰他为中法交流作出的贡献，2003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向他授予了“大将军”勋章。其实在这位外交“大将军”的身后，有一位同样出色的大使——他的夫人施燕华。施燕华原是中国驻卢森堡大使，曾多次为邓小平做过翻译。“夫妇俩都是现职大使的，我们给外交部开了头。”吴建民自豪地说。     

第一位踏上澳洲大地的中国使节

“欢迎王国权大使光临”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了中澳建交公报。王国权大使和常玉林参赞带着翻译王其良和夫人朱成珉于当年5月1日,经香港去澳赴任。王大使一行从香港直飞澳大利亚港口城市——悉尼。刚一下飞机,澳大利亚外交部官员、澳中友协负责人及华侨代表手持鲜花,走上前来,热烈欢迎。朱启祯临时代办和其他打前站的同事们也到机场欢迎。没走几步,王大使等便被欢迎的人群团团围住,朱启祯代办只好在前面引路,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路两边夹道欢迎的华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     

外交官心中的周恩来——王国权大使忆总理

周总理亲自饯行 1957年6月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王国权为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就在王国权夫妇赴任的前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外交部办公厅通知：周恩来总理要亲自接见他们。王国权和夫人常玉林得知这个消息后,难掩心情的激动。他们赶快换上新衣服,驱车前往中南海。     

折冲樽俎几春秋(上)

正1960年,王国权大使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国休假,期间曾去看望老友邓拓,邓拓送了王国权条幅一帧。王国权请荣宝斋裱好后挂在书房,其诗云:故人持节去东欧,国际风云笔底收。史普锐河看逝水,折冲樽俎几春秋。这首诗里的8个字道出了外交官的特质:在"国际风云"中"折冲樽俎"。周恩来总理曾形象地称中国外交官为"文装解放军",更深一层地揭示了中国外交官身负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庄严使命的特质。     

黄镇将军与文化部的拨乱反正

黄镇，1909年生于安徽桐城。在战争年代曾历任红五军团宣传干事、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进入外交领域。曾历任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和驻法国大使。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整顿“文革”中的重灾区文化部。同时也为早日恢复党的文化阵地，决定把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黄镇调回国内。黄镇临危受命。出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这一重要任命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就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洣江作证——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随笔

“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的高潮中,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在农村开办了“五七干校”,把原党政军机关、高等院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接受“再教育”。1969年11月,外交部1200多名干部、家属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攸县,开始了近3年的湖南干校生活。那些艰辛、那些奋斗,以及那些泪中的苦笑,让——北京至长沙的专列1969年11月11日,北京至长沙专列载着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1200多名干部及其家属,于次日抵达长沙。我于大队人马抵达前一周,陪同王国权大使等先期到那里。其实更早的先遣组早已在那儿忙碌起来,并为1200多…     

建交谈判中的大智慧。小细节（中）

1963年10月21日，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带着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亲笔信，以私人身份访华。事前，他曾同我驻瑞士大使说：“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两天后，周恩来会见了这位“特使”。     

惠特拉姆对中澳关系的贡献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这是中澳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提起中澳关系,谁都不会忘记惠特拉姆。破格礼遇,如约访华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了中澳建交公报。1973年5月1日,首任大使王国权经香港去澳赴任。5月     

忆总理

1976年，当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北京的十里长街陷入一片哭声中。中国人民哭了，世界人民也哭了。当时，我正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1976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通知：1月15日北京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会时，使馆可以下半旗。而此时，菲律宾华侨已经自发地于1月8日下了半旗，菲律宾政府的一些部门也下半旗，以表哀痛。中国使馆怎么办？当时我驻外使节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下半旗与否要听从中央的统一安排，大使无权自作主张。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柏林墙的见证人

周总理亲自饯行1957年6月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王国权为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就在王国权夫妇赴任的前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外交部办公厅通知:周总理接见。王国权激动不已,常玉林更是心潮迭起。数年前,周总理亲自签发委任状,任命常玉林为热河省民政厅厅长,而今又签署委任书,任命她为驻东德使馆参赞(对内)。现在就要面对面地聆听总理的教诲,让人怎能不激动!夫妇俩赶快换上新衣服,驱车前往中南海。进了中南海,两人如整装待发的将士,又如即将远离故土的一双儿女,见了总理,竟然激动得说不出一…     

我向土耳其总统递交国书

1995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共和国的第八任大使，也是首位懂土耳其语的大使。     

“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文革”中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一些情况

“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文革”中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一些情况孙业礼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陈云曾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期间，周恩来总理让陈云协助抓外贸。当时，林彪集团的覆灭，曾使国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     

陈毅女儿丛军夫妇的外交事业与温情

王光亚，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现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丛军，原名陈珊珊，陈毅元帅最小的女儿，曾任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这对结缘伦敦的“伉俪大使”，在外交事业和感情生活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中国大使的对日舆论战

中国公共外交新年首战，折射出中国外交风格正发生新的变化。BBC舌战 在今年1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之夜”节目中．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与BBC主持人杰里米．帕克斯曼就日本问题进行对话。在这之前，在同一演播室的另一演播区，帕克斯曼与日本驻英国大使林景一已经进行了一轮问答。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陈扬勇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是学术界在周恩来研究中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拟就“文化大革命”前期（即九大以前）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与同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