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公共行政学发展进程中的价值研究——兼论效率价值与规范价值的互动与流变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公共行政价值观的争议与互动。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采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工具技术来提高政府效率,而规范价值取向则以追求社会民主、公平等公共行政的理想目标为其最高价值。二者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相互交缠,难分难解。研究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互动与流变,对于深化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研究、理清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轨迹,促进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调适公共行政过程中理性冲突的协商民主思维方式——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势,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为了维稳就必须制定应对方案。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均衡社会政治稳定、发展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关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自然经常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原本局限于选举环节的民主拓展到公共行政和决策领域,有利于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既能充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又保障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的实现。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及述评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每种公共行政价值观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在保持理论的连续性的同时,不断进行扬弃和创新。     

西方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的兴起、实践与展望

当前西方民主的发展出现了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从政治民主到行政民主的新趋势,加强公民行政参与和实现行政民主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行政改革的发展新路径。公共行政学科的公共性,要求公共行政在新世纪中超越只关注管理的狭隘视角,将公民参与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公共行政历史视野中的民主行政

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四次转变，这同时也是“民主行政”逐步演进、行政权力逐渐回归公民社会的过程。“新公共行政”提出的“社会平等”和“民主价值”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在客观上使“新公共行政”的理念得以实施；新公共服务就是以民主为切入点，再次强调了行政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民主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个人权利、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必然体现。     

论后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

后新公共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但并未真正超越新公共管理。在理论预设、理论主张以及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最关键之处在于理论预设方面存在不足。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尽管具体理论主张上有不同,但背后坚持的都是技术主义和管理主义,本质上都是一种以理性建构为中心、以结构主义为特点的思维模式及其话语体系,它的创新性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公共行政的问题;从行政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后新公共管理很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