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财政困境的权力关系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财政问题日益严重。当前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县乡财政体制上。但这种体制性分析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本文认为,县乡财政困境的根源是政治集权。以此分析为基础,本文尝试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提出县乡财政的解困之道。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

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承担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财政分权对地方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而现有文献通常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教育发展。论文从省内财政分权和财政自主性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教育供给的影响。基于1995—2008年省级数据发现,省级财政自主性,省级和地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县乡级自主性会减少义务教育支出,且省级或县乡级财政自主性与省内支出分权之间存在显著影响。论文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会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且应当重视县乡级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但应注意到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缺陷,以及不同省内分权的不同影响。     

浅议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所带来的地方财政问题的凸显，省管县财政体制为解决我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所引发的一些财政问题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进路。但从各省试点实践的经验来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存在着相应的体制衔接失衡、效率与公平难以协调、农业大县收支难抵、恶性竞争横生以及监督乏力等相关的问题。我们需要针对以上问题，从各方面着手，推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     

城市土地使用权到期续租与否?——基于财政可持续性的分析

温州20年产权房续租事件反映了我国土地政策还不完善的境况,过渡性办法虽暂时化解风险,却也使具有普遍性的70年城市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是否需要续租的问题彰显了出来,并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目前,地方可支配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由土地出让金构成的土地财政。基于此,论文运用单案例研究法,以保障财政的可持续为前提,具体分析非常态期限和常态期限两种情形的法律与现实,并对续租与否进行财政可持续性评价。研究发现,续租政策与财政可持续性有着互为影响的关系。续租政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作用短期内更为显著,财政可持续性对续租政策的影响尽管不大,但在长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论文强调土地财政的结构性调整应是一个渐进过程,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形成健康的公共财政体制。     

分税制向何处去——以浙江省改革路径为例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于解决当时"两个比重"的问题较为有效,中央财政也在随后的十多年内有了显著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十分显著的,其中最为明显,引起学界、官方广为关注的就是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分税制"由来、现状、存在的问题等的分析,关注了最新提出的"省管县"的改革防线,对于解决存在的县乡财政困难可能具有的帮助。通过浙江省分税制改革的实例,说明了采取"省管县"制度的可行性。     

财政法定实质化及其实现进路

财政法定包含税收法定与预算法定两大基本原则。形式意义上的财政法定侧重于解决征税权与支出权的形式规范性问题,但是伴随着公共政策观念的变迁尤其是财政干预主义政策的盛行,税收、预算成为实现某种经济社会功能的工具,其固有的控权特性日益被削弱。在此背景下,应当寻求实质意义的财政法定,在具体税制与预算规则之上,通过财政基本法与预算法的功能分离,从财政收支规模、财政收支结构、财政收支平衡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制度,从而实现财政法定实质化。     

瑞典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及对我国的启示

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典型的福利型模式,通过分析瑞典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制度,可以发现瑞典政府通过合理的财权和事权分配机制以及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为公民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使公民享受高水平的养老、医疗、教育.本文通过分析瑞典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状况,了解瑞典完善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体制,进而提出发展我国社会保障的建议.     

我国财政风险现状分析

财政风险是各国政府都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经过六年多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转向中性财政政策。本文通过财政风险的几个基本评价指标对目前中国的财政风险进行分析。通过各种评价指标值的计算,可以得出中国目前财政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后危机时代的韩国预算改革:通往财政可持续之路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外资撤离韩国,对资本市场、对外出口以及经济增长造成不小的冲击。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韩国自2003年起就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财政预算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改革,并在随后几年内的不断完善,迅速替代了传统的自下而上线性项目预算模式以及过度管制的金融体系,使韩国在此次危机中并未出现严重动荡,一直保持着财政稳健状态。但是,财政大改革自其引入起就具有弱点,如立法和精英的阻滞、独特的东亚行政文化、福利制度发展缓慢都对韩国财政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小的挑战。论文试图对后危机时代中韩国财政历史和现时进行描述,评估韩国财政预算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潜在的财政体制脆弱性所带来的风险,希望为中国未来的预算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理性思考

全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意味着我国在探索省直管县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将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关系着省直管县的最终命运。经过多年来的试点,我国省直管县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财政管理体制方面的省管县改革作为整个省管县改革的突破口是其经验之一。然而省直管县的财政改革也是改革,作为重要环节的改革更需要理性的思维和冷静的态度,单兵突进式的财改需要我们慎重对待。     

财政立宪主义论纲

财政立宪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公法上财产关系的理念与原则,涉及赋税、财产征收以及预决算等政府的一切财政行为.财政权问题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财政立宪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有其萌芽形态,并对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财政立宪主义对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协同创新与县乡财政转型对接——以革命老区江西省宁都县为例

在转型时期,如何创新驱动县乡财政并做好财政转型对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的攻克在经济水平总体较为落后的革命老区尤为严峻。要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深化改革,形成制度创新从而克服财政对土地和人口的过度依赖,建立起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文化创新三位一体的创新驱动模式。     

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几点建议

肇始于1994年分税制和1995年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革,至今已届10年。纵观我国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可谓有得有失。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税体制的平稳运行;但另一方面,财政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性,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弊端,与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的转移支付制度有较大差距。     

财政补助社会保险责任的规范类型与限度修正

社会保险兼具保险性与社会性,在保持财务独立的基础上,还有赖于财政支持。立足宪法实施高度和法制统一层面,财政补助社会保险责任可凝练为政府投保责任、风险预防责任与成本补偿责任。为避免财政补助社会保险责任的过度放大,将其定性为财政兜底责任、财政担保责任、财政适度责任的认知都存在偏差。对此,财政补助社会保险责任的规范路径,应明晰社会保障制度中财政介入的区别,在精算平衡下划定财政补助责任、在预算平衡下消解财政过度依赖以及实现两种平衡的有机对接。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

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浅析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缺乏规范化管理和监督机制,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被挪用、截留等问题。对现行制度进行优化与重构,需要做到: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使之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地区教育投入;借鉴国外经验,完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专项的计算方法;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     

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改革与财政可持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政风险上升,个别国家还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使得各国普遍认识到一个国家拥有严格且有效的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尤其是强有力的财经纪律对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经济与财政表现稳健,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稳健性与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推动的财政预算改革密不可分,更是1998年《财政预算诚信章程》颁布实施后,在新的财政规则约束下积极实施中期财政框架的直接结果。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调控机制的建构

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法律在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调控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出作出许多硬性规定,执法上随意性较大。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应当在立法方面采用法律保留原则,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规范的内容,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争端解决机制。     

第一讲 现代国外财政法律制度的综述和展望

<正> 财政法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部门,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再向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化中,财政法律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财政法律与宪法、行政法、金融法等外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与预算法、税法、成本法、     

财政法治视角下的财政透明问题研究

财政法治和财政透明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二者的有机结合贯穿于公共财政过程的始终。财政透明与财政法治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公共性和民主性。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借助法律的权威性、国家强制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可诉性优势,保障财政透明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和宗旨目标的实现。当前中国,财政法治与财政透明的有机结合表现为预算公开原则的立法嵌入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律位阶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