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运动的动力:结构、文化与行动者——近年来国内社区运动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社区运动的探讨主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运动、都市运动以及公民资格四种研究路径出发。以这四种研究路径为线索对社区运动发生发展问题的回答,大都突出了结构、文化与行动者三方面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认为其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动力。本文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不同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彼此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社区复合体嬗变背景下的社区城市管理困境与纾解之道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的显著增长,社区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凸显,当代中国社区既不是"共同体"亦非"行政单元",而是遵循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的"复合体"。社区城市管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社区城市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对社区"复合体"的认识缺失和功能受限有关,特别是由社区城市管理的服务功能受阻与管理逻辑缺失以及社区城市管理的社会功能受阻与生活逻辑缺失造成的困境。从当代中国社区"复合体"特质入手,应当在社区城市管理中紧紧依靠强化党的建设、扎实改革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功能纾解困境,满足社区"复合体"发展的要求,实现社区城市管理的善政。     

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

国家与社会并存的二元架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本文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框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了社会结构变迁是建立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重要根源的论点,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分析了政府适度分权对于提高社会自治功能的作用,以及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自主创新的路径,进而为发掘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从城市文化特征角度分析失地农民的文化适应

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必然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乡村和城市不同的聚居方式不仅规定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本质差异,同时也决定了城市文化不同于乡村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开放性和流动性强;非人情性社会关系;社区认同和社会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竞争意识。要从多方面保证失地农民的文化适应。     

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及其原因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非常态形式,是执政党结构严密和功能扩张的结果。它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在国家和社会能力虚弱的条件下,执政党权力扩张以至控制国家和社会从而三者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状态。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研究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研究为反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执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与革命社会是连续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思潮、革命经历和现代化危机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形成。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浅析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进行现代化城乡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工具,是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有力保障。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民族地区具有特殊性,决定了民族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建设社区文化。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论当代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

法治伦理是从法治本质出发,由法治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形态,即中西治理文化的结合、时代和传统融合、民族性和全球性统一。法治伦理的形态蕴含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特质,即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和德教。当代中国法治伦理蕴含的四个特质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构筑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同时也是法治实践的行动方向、法治实践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踏踏实实地坚持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及德教的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以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及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又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明确,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历史检视,得出中国必须借鉴和超越西方市民社会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并根据中国国情,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提出了国家和社会最终统一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国家治理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散射格局: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基于一个移民湾子的考察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以血缘关系为基点建构中国村落社会的理想图景,忽视了事实上大量存在的以地缘为基础建立的村落。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一个移民湾子的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在血缘关系不发达的村落中,基于地缘建立的人情关系和互助关系是村落内部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关系,村落成为地域意义上的人情圈和互助圈,并形成一种与费老的差序格局具有显著差异的散射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态。通过对地缘村落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考察,文章将地缘村落建构为一种与血缘村落不同的村落类型,并以这种类型建构为基础对中国村落进行地域划分,推进对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理解。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也是克服当今社区现存问题的有效途径。     

“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大国治理需从小社区做起。要理解社区治理,既要注重本土经验的积累,又要关照国外的理论进展。自西方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的社区治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为全面把握相关研究动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外社区治理研究进行述评。研究显示,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导下,借由新自由主义和社区主义的调和,社区被重新发现,社区治理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转轨的重要"节点"。由此,西方学界突破了此前"社区内部互动论"的研究范畴,国家"元治理"作用被拉回到社区治理中"审视"。借由政策网络、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等视角,国外学界既考察了影响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因素,又考察了社区失灵等新问题,并且呈现出以质性研究为主的研究图景。国内的相关研究既要适度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跟进理论前沿,更要在"结构一过程"研究、差异化研究和本土化研究上下功夫,推动符合中国实际的"社区治理理论"的发展。     

法治的合法性追问

社会转型时期,合法性问题异常突出,而合法性概念在中西语境中有很大的差异.法治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成就,是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虽然缺乏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法治环境,但当代中国同样面临合法性的诉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公众对于法治的信仰和认同.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论和谐社会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现实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党的领导与国家之间、党的领导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为基础,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共赢.     

城市化与村民自治的变迁

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既表现为农村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面临农村社会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城市化带来村民自治主体条件、自治环境、自治方式与手段的变迁,赋予村民自治新的内涵与形式,其影响是深刻的和基础性的.在城市化的推动下,村民自治在农村社会关系、组织形式、村民生活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性的变动中生成、推进与发展,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乃至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部分或整体转制,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转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