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冲击与中国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在包含普通消费品部门与房地产部门的多部门NK-DSGE模型中,通过引入预期冲击,考察了预期冲击对于我国房价波动的影响。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分析的结果发现,同时包含预期到的信息和未预期到的信息的模型相对较好地拟合了我国的现实数据;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表明,预期到的信息对于房价具有较强的冲击效应,预期冲击可以解释我国房价波动的38.33%。因此,在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政府可以事先公布政策立场以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预期,进而可以利用预期冲击的积极效应以达到更好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目的。     

资产组合调整成本、金融冲击与失业波动

基于包含资产组合调整成本与金融冲击的NKMP-DSGE模型,文章考察了金融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金融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积极的金融冲击引起产出与就业的上升并降低了失业。通过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发现,资产组合调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冲击作用的发挥。进一步,失业的贝叶斯冲击分解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推动失业波动的主要动力,而金融冲击则次之。因此,扩宽融资渠道,降低资产组合调整成本,将有利于金融冲击积极作用的发挥。并且,本文研究支持了在遭遇大的逆向外部冲击时政府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而形成积极的金融冲击影响劳动力市场。     

关于银行信贷逆周期监管政策的思考

次贷危机之后,动态调整的逆周期监管政策似乎可以成为缓解信贷顺周期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这种相机抉择的监管方法却有可能对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新的干扰。当政策效果存在明显时滞且未来经济不确定性增大时,监管部门应该在增强宏观经济预测能力的前提下慎重采用相机抉择的逆周期监管政策。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调整理论及其评价

本文从生产冲击、偏好冲击和工资价格刚性等方面介绍了当代西方学者对经济波动和产出调整的解释，并对各种理论分析和经济模型的特点和不足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在我国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借鉴其实施这两种政策的实践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我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看 ,应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二、从短期来看 ,应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优化资源配置 ,又可能强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扭曲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四、把需求管理政策与人力政策相配合方能有效治理我国的失业问题。     

从经济周期透析财税政策的时机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实行“逆经济形势”而相机择行的宏观调节措施,以达到宏观调控之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与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性”。而财税政策又是宏观调控的有力措施。但是,财税改革能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关键要看其选择的时机是否正确。实践证明,某一项财税政策的实施抉择时机正确,则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政府所期望的效应。     

从新兴市场国家经验看通货膨胀、汇率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利率和汇率波动的风险在不断加大。21世纪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借鉴新兴市场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规避汇率的波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外部冲击风险。本文基于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法研究24个新兴市场国家从2000年1季度到2016年4季度汇率波动和央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固定效应下,当内生变量选取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汇率的情况下,汇率是影响央行反应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符号为正且非常显著。当我们将样本国家分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时,发现后者的相关性更强且更显著。当样本按照时间节点被分为危机时期和非危机时期时,汇率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影响依旧显著。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的利率反应函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     

政府购买农村校车服务最优政策组合研究

农村校车问题是当前农村教育安全的首要问题。依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导向,立足于校车服务产出效率和安全保障双赢的基本目标,从基层政府财力状况和社会资源禀赋条件出发,提出政府购买校车服务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梳理,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政策创新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从公共政策的复合性安排的视角,提出政府购买校车服务的效率与安全优化模型,试图运用DEA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政府购买农村校车的政策工具的产出贡献率进行核算,明确按照产出最大化和安全机制最优化的原则,提供政府购买校车服务政策复合性安排和安全机制的适配的操作指南。     

思维迁跃：城市夜间经济“相机抉择”至“敏捷治理”模式研究

当前从中央—地方—基层嵌套的“相机抉择”治理模式体现出高效执行力,但对于夜间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表现出治理乏力。从理论推力、价值张力和实践拉力三重治理逻辑解读夜间经济治理必要性,在理论上构建“相机抉择”治理模式分析框架,解析当前夜间经济治理中模糊应对和赋权监管两种治理方式的特征及困境。最后融入敏捷思维,从提升基层群众参与性,引入助推式政策工具;倡导容缺受理与技术倒逼并行,校正治理偏差;赋权基层组织,“行政文化”接受“敏捷”洗礼;突破“学习智障”,组建敏捷学习型组织四个方面刻画出城市夜间经济敏捷治理模式路径框架。     

基础利率的调整与常规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在我国目前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需求决定产出,产出的微小波动可能会引起投资的较大变化,投资与利率负相关;在跨时替代弹性σ<1,利率变动影响个人消费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前提下,储蓄和利率存在负向关系。在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收回流动性、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数量调控手段仍不能解决投资过热、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时,可以考虑适时适度加息,采用货币价格调控手段,以防止供求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社会偏好分布与共识达成的描述性模型——箱线模型的建构及应用

本文以统计学中的箱线图为基础符号构建模型,用以描述社会对某一问题的偏好和社会对该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对社会偏好变迁和个体特征的描述。本文为了更好地展现箱线模型的用法,以财产权相关政策和言论自由权利为例,分别说明了箱线模型如何描述协商中目标问题各个要素间的关系、目标问题的社会偏好随情境变化而变化;又以未完全理论化协议和交叠共识为例展示了箱线模型在描述协商、共识相关理论时的功用;最后总结了箱线模型的优势与局限。     

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成因

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农民对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的偏好要大于司法解决,只有在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失灵＂时或在部分＂涉外纠纷＂中司法解决才能获得农民的青睐。农民这一＂司法置后＂的选择偏好是由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纠纷的特点以及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缺点共同决定的。研究这一选择偏好及成因对中国农村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教育财政支出占GDP4％目标的实现与选择性政策执行——基于江西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现有的政策执行机制和地方财力是否能够确保1993年就已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目标在2012年得到实现？江西省1997--2006年教育支出比重的变化显示,地方自有财力的增长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教育的支出比重。中央的财政政策偏好对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治集权和干部管理上的组织控制,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如果将教育投入比重达到GDP4％列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就可以从改变官员的支出偏好和提供财力支持上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金融犯罪之人工智能预防路径研究——以贷款诈骗风险智能建模预测为分析路径

金融诈骗类犯罪的智能防控路径,是人工智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对金融犯罪中银行防控贷款诈骗风险的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分析、评估,是运用数据挖掘模型探索有效防控贷款诈骗风险的重要路径。朴素贝叶斯模型、马尔可夫覆盖结构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均可用于贷款诈骗风险防控,且在风险预测中具有较好效果,可用于未来的建模预测。目前人工智能建模预测贷款诈骗风险还需要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如黑箱模型的解释问题等。金融诈骗类犯罪的人工智能防控将是未来犯罪防控的一种必然趋势。     

和极大似然估计在非均衡经济计量模型中的应用

如何估计非均衡经济模型参数是经济研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和极大似然估计对样本值给予不同的权，具有很强的抗差性。在估计非均衡经济模型参数中，与极大似然估计相比有一定的优越性。由于和极大似然估计在一定程度上不为人知，对这种估计应给出详细的说明。     

分类变量资料判别分析在中医药科研中应用

目的：运用分类变量资料判别分析。为中医的计量诊断提供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方法：采用最大似然法及贝叶斯（Bayes)公式判别法，对已确诊的脾虚证病人60例及非脾虚病人50例按症状，体征及检验资料共13例个指标进行判别。结论：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原来确诊的两组病人作回代。效果尚好，诊断符合率较高，假阳性率及假阴性率较低。结论：判别分析在中医诊断上起一定作用。     

公安政策制定机制初探

公安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要解决某一公安问题,实现公安工作目标,首先应保证公安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才是考虑公安政策的准确执行问题。而公安政策制定机制的构建旨在消除人的随意性,产出同质性的政策。通过分析公安政策制定机制的构成要素和流程机制,探析政策制定机制的工作原理,有助于实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探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现实中有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政策照搬、政策抵制等表现形式。产生这种现象,既有集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观原因,也有中央集权的体制原因以及公民参与缺失、法律规范失序等现实原因。从思想上矫正对这一现象的偏见,建构选择性中央集权与制度化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完善法律规范审查和公民参与机制,是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治本之策。     

智慧社区项目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基于Bow-tie和贝叶斯模型的实证分析

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基层治理单元,承载着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化转型发展的重要功能。这一重大事项的建设落地将明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蕴含着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本文选取上海市X镇智慧社区建设项目开展实证研究,结合Bow-tie模型与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识别模型,并运用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风险测量,得出该项目整体为中等风险等级,其中项目监管机制、风险预警和应急方案、资金筹措情况、群众接受度和满意度、项目公开与宣传情况及舆情反馈机制为高风险,当地经济发展承托能力、预期收益、社会心理及政府执行风险为中风险。基于这一测量结果,参考贝叶斯模型图中各变量的相关关系与Bow-tie模型,实现智慧社区建设问题的精准识别与高效排查,最终顺利推进智慧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