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在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应对策略

新闻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服务于公安工作,又可能会给公安机关的工作增加舆论压力。尤其是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公安机关如何应对新闻媒体,应该成为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的课题。突发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首先要敢于发布信息,主动与媒体联系,掌握话语权,做好正面报道;同时也要积极应对媒体的负面报道,树立警察的正面形象。     

以法治化思维治理“官赖”

正近日,有媒体曝光,多地政府长期拖欠工程款现象有所抬头,"官赖"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长期拖欠债务,有的"新官不理旧账",有的玩起资金"躲猫猫",致使法院的还债判决书俨然成了"法律白条"。"官赖",说穿了,是执政官员害怕承担责任所致。因此,除了加强官员道德建设,还必须以法治化思维来治理。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项目,盲目追求"高大上",没有钱就"挖东墙补西墙",挪用其它项目资     

公安机关形象建设的媒体应对策略

公安机关形象建设是促进警民关系和谐的前提。长期以来，由于警务工作透明度低，公安机关在形象建设中应对媒体有不少误区，给公安形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公安机关应对媒体应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应对应以真实坦诚为原则，出现负面报道时的媒体应对应表现出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常态下的媒体应对应主动吸引社会的关注，努力扩大正面评价，及时化解或减弱负面评价，塑造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     

“网”开言路解民忧

在今天，网络正成为政府与老百姓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那么，网络上的广开言路到底能否化解现实中的民忧？政府、官员和媒体各应承担什么样的角色？2011年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别邀请部分官员和媒体人士，展望新一年的网络民意。     

负面事件被报道后警方积极应对媒体之策

当今媒体语境中,媒体对警方负面事件的报道不可避免。负面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门面向公众和媒体的基本对策是:告知以及基于告知基础上的对事实的非直接解释和组织的态度,同时回应公众的质疑;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寻找负面事件中的正面因素进行有效传播,争取公众的理解,化解公众的不满情绪,塑造警察组织的良好形象。     

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及其生成路径

媒体素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新闻意识是应对社会转型期社会舆论多层次状态、新兴媒体兴起和媒体格局的变革、西方发达国家新闻渗透战略、公共突发性事件频发、领导干部媒体意识缺失等严重挑战的积极反应。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媒体意识,加大培训力度,主动实践锻炼、科学借鉴经验,创新机制,加强自身媒体素养,切实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论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

当今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在这个时代,媒介素养已经是执政能力的要素之一,不会和媒体沟通,执政能力就不完整。领导干部学会同媒体打交道,提高媒介素养,既是一项新的任务,也是对新时期干部素质的一项新要求。本文论述新形势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挑战,提出应对新形势下与媒体打交道的有效之举。     

境外媒体视野中的中国国庆60周年阅兵

新中国60周年国庆阅兵,引起境外媒体高度关切.由于价值观念、历史认知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它们对中国国庆阅兵报道,呈现出正面报道参杂于负面报道、军力报道彰显于国力报道、士气报道逊色于装备报道,难以向受众传播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新闻信息,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形象产生种种误读和误判.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外军事宣传,努力塑造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受众的理解和支持.     

以苍生为念

老虎屁股也能摸最近台湾政坛爆出惊天外交丑闻,牵涉到陈水扁政府的3位负责国防、外交、情报系统的高层官员,这被视为是对民进党的最后一击。人们注意到,台湾媒体对这一外交大丑闻的报道和揭露几乎是同步的——台湾的媒体从业人员在履行舆论监督"第四权"的功能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     

干部“说错话”的是非题

编者按:广州市某分管局领导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中国看病不贵"曾引热议;近日,河南郑州市某局领导面对中国之声记者又有惊人之语。随着媒体监督的不断深入,地方各级官员话语     

两代人的变化

如果说媒体的作用是100%,那么,现在政府及各级领导才用了其中的20%。——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王石泉博士认为,现代官员需要多利用大众传媒与群众建立沟通机制。     

危机管理中的政府新闻执政力

从新闻发布制度角度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还存在欠缺,新闻发布的时效性不能得到保证。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加强了与媒体的合作,对媒体报道进行了理性的政治控制,并运用主流媒体设置议程,充分显示出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为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拆除隐形的信息藩篱——媒体如何面对新闻发言人的另一种思考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既是我国政府主动打破信息的藩篱,尊重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举措,又是政府公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发言人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功能,根据政府的需要,主动向媒体发布新闻信息,使政府的议程影响媒体的议程,进而影响公众的议程,对媒体的信息屏蔽也因之产生。对此,各级媒体和记者既要充分利用新闻发言人制度所带来的采访便利,又要打破新闻发言人制度所带来的隐形的信息藩篱,坚守媒体责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自媒体环境下的警察话语权研究

自媒体的勃兴使公众享有更多表达机会、表达更具现实影响力的同时,也使警察面临话语权危机。自媒体传播主体的平民化,使警察成为"被报道"对象,警察话语处于被动地位;自媒体传播内容的情绪化和传播方式的互动性,使警察话语在非理性的民众情绪面前丧失主导力;主流媒体"为警察说话"话语功能的弱化,使警察话语影响力衰减加剧;警察自身在应对负面涉警事件中的话语失误,又进一步降低了警察话语的权威性。化解自媒体环境下警察话语权危机,除了提高警察队伍素质、规范警察执法行为、改善警察执法环境,以此重塑警察形象,重获公众认同、信任和支持外,还需要公安机关在网络平台与公众的沟通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媒体如何搭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

政府公信力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也不是来源于媒体,而是来源于通过良好的服务而获得民众的信任。因此,政府应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媒体通过产业化和市场化运营实现自身的经济独立,将媒体打造成政府公信力的表达者。     

危机管理中的政府新闻执政力

从新闻发布制度角度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还存在欠缺,新闻发布的时效性不能得到保证。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加强了与媒体的合作,对媒体报道进行了理性的政治控制,并运用主流媒体设置议程,充分显示出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为政府新闻执政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明星官员”的时代特征

薄熙来现象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经济活动、社会事务的频繁发生,各级党政官员在社会公众面前“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媒体的相关报道力度也大幅度加大,一直以来给人以神秘印象的官员群体逐渐开始“走下神坛”,为普通百姓所熟悉。更有少数官员,或因其“充满个性”,或因其职务敏感,而得到媒体格外垂青,“明星官员”的称号也因此不胫而走。检验近几年来的对政府官员的信息传达,较早被公众授予“明星官员”称号的,毫无疑问是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薄早在担任大连市长时就备受媒体力挺,而随着他每一次登台亮相,总会引发媒体和读者极大的关注。“…     

美国市长的冒牌记者生涯

美国西瓦利市市长迈克·温德尔近日承认,在过去两年多时间他"变身"记者"理查德·博沃什",通过媒体和网络发表有关西瓦利市的正面报道。温德尔在解释动机时称,此举只为"报道平衡",扭转"西瓦利市违法犯罪事件过多"的"负面印象"     

中国社会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

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官员贪腐等热点层出不穷。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     

中介化评价视角下的美国国家利益

以评价理论的介入子系统为理论框架,以美国媒体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新闻语篇为语料,探讨具有介入意义的语言资源在中介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探究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根源。分析表明:在美国媒体垄断集团控制下,美国政府"世界霸主"的自我定位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价值观,美国公众意识形态被中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