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及其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施行的死刑复核制度,其思想基础是慎刑思想。这一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以后不断被继承和发展,成为确立死刑复核制度的思想依据。这一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使其完备,明、清时还发展为会审制度。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它的思想基础对中国近代的立法,乃至当时的一些东亚国家的立法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与古代东方国家的法制相比较,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它的思想基础很具特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论中国古代自然资源及环境立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近年来提出的,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翻阅中国古代典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关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以及古代先哲们的著述,无不闪烁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当古代先民从采集和捕猎为生转变为农耕和养殖为主的生产活动,标志着人类社会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时,生态环境问题渐渐凸现。农牧业生产依赖自然条件,又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种破坏性的利用活动,有增无减。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物种减少、土地荒漠化、洪水及干旱等自然灾害困扰着人类。人们开始…     

“经、权”论与传统法律文化

"执经达权"是中国哲学重要的方法论思想.用现在的话说,"经"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执经达权"就是要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常与应变的关系."经、权"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立法、司法都打上了"经、权"论的烙印.特别是中国古代"例以辅律并发展入律"的法律有机生长模式,更是"经、权"方法论的生动写照.     

以儒家法思想分析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

中国的慎刑思想和死刑复核制度虽然产生于古代,却深刻影响着中国当代的立法。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分析死刑复核权收回背后的深刻思想基础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儒家法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中国古代儒家慎杀的刑罚思想基础,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有历史现实意义,能更好地理解、把握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历史意义。     

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

作为我国最主要环境立法的《环境保护法》应当明文规定环境法的基本原则。2014年修订该法时,新增了有关环境保护原则的专条,这是我国近35年环境立法史上首次以立法明文宣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环境法学者而言,此过程虽漫长、艰难,但其进步意义明显、巨大。新法所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等四项环境法基本原则,依次应是学理上的"(环境)风险防范"、"预防(环境)损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发展了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之立法表述。就法律解释、法律执行、立法技术而言,环境法基本原则在未来中国仍有寻求新发展的必要和空间。     

浅议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中国古代立法特有的思维定势,注重法律与天道、人情的贯通是中国古代立法直觉思维方式的典型表征.中国古代立法将法与阴阳之道、五行之道、仁道相贯通,并在具体法律制度的设置上将亲情、情理法律化,使法律人性化.从对法与天理、人情的整体全面把握中分析寻求法律之"道".     

论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完善

我国环境立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各个国家都争相开始进行环境立法,我国也不例外,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却是促进经济发展,可见,立法者在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衡量上偏向了前者,再加上受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思想的影响,针对农村的环境立法就处于了边缘的地位,近几年来,农村因环境问题严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完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我国死刑适用立法的新发展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关于老年人死刑适用规定为例

长久以来,关于死刑的存与废问题争议不断,从刑罚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在应然角度上,废除死刑是的必然。在今日中国,立法上死刑仍然存在,其废除在实然角度上是个漫长而且曲折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八)》的公布,可以说是中国减少死刑的立法探索。较之前刑法的一大亮点就在于其对《刑法》第49条增加第2款"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从我国古代慎刑思想在立法的历史沿革、西方国家死刑立法现状及国际公约的趋势、罪刑相适应原则等角度出发,审视"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这一问题,该款规定是一次立法上改革的积极进步和有益探索,有利于我国死刑制度更加适应人性化、科学化的趋势。     

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关系的初步考察--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本文着重从中国远古时代"神权法"的产生、宗法制传统宗教的"孝"和礼仪、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指导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宗教观念在具体司法制度中的体现这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法律如何则天? 星占学视域下的法律模拟分析

"则天"立法、行法等可谓是中国古代法律在制定和运行问题上的最高原则。然而引为遗憾的是,传统学界长期以来似仅或主要着眼于从抽象层面的天道、天理等意义进行论说,而对法律究竟如何具体"则天"的问题则未有充分揭示。事实上,在对天予以神灵信仰的语境中,中国古人充分运用星占学说,从立法、司法、修法,乃至相关法律设施的设置,其实都在具象层面上基本体现了对"天"之物质表征——"天象"的一种间接甚至直接的星占式模拟。这种模拟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如何"则天"的一种具体路径。法律的星占式模拟在中国古代有其独特的种类、微妙的策略变迁及双刃剑式的共性意义。可以说,星占学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如何"则天"提供了一个绝佳视域。     

论我国古代国家民事立法欠发达的原因

我国古代国家民事立法一直缺乏生存空间,长期以来备受统治阶级打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滞后;家族本位思想;完备的礼制规范和发达的家族法规;国家不重视庶民的个人权益和推行义务本位;人格上的不平等,等等。这些都制约了中国古代国家民事立法的发展。     

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

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余经林秦汉以后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但长期指导和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活动，而且对后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法制也有很大影响。本文拟就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特点及...     

试论儒学的等级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崇尚等级思想的儒家学说自汉代后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 ,使中国古代法制表现出较为突出的重血缘、重等级的特征 ,进而直接阻碍了中国封建法向近代法的嬗变和进步。     

浅析历代刑法志中的儒家自然法思想

历代刑法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各篇《刑法志》记载和阐述了各个朝代的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本文所要讨论的便是儒家自然法思想在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并由此揭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     

湿地保护诉求中的《环境保护法》修订与适用

新《环境保护法》在定义"环境"时增加了"湿地"这一"自然因素",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意味着该法在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基础法的层面向湿地保护提供法律支持。《环境保护法》的新增规定不仅适用于湿地保护,对未来的湿地保护专门立法也具有指导作用。在我国湿地保护国家立法尚未提上议程的情况下,新《环境保护法》施行时应当考虑湿地保护的立法诉求,结合湿地保护的需要完善制度的运行。     

对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培训制度的浅析——由我国古代教育培训制度带来的思考

本文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虽然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的"理"仍是相通的。挖掘这些思想对完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培训制度大有裨益。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福建的探索和实践——以福建省地方立法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地方立法领域开展了近10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坚持党领导立法工作，坚持立法以民为本，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色，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等指导思想，通过系统的地方立法统筹推进了福建改革开放、社会民生、文化事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立法实践经验。这些立法理念和实践经验体现了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福建探索和实践的启示包括：以系统的法治思维探索深化改革，以求真务实的法治方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科学的法治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法律的原典与原典的法律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普遍承认儒家的"六经"为其原典,研究法律文化应遵循其原典精神实质。武帝独尊儒术,将"五经"入学官,从此经学成为儒家的专学,五经的原典精神也就成为儒家的理论,经学思想同时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汉儒又用经义决断疑狱,经学与法律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法系的原典。这种原典文化与刑律的完满结合由《唐律疏议》的编纂而完成。中国古代法典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水准,与参与立法者都是当时最具实力的"通识之士"、由硕儒编修有着直接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极为重视法典的修纂,其宗旨并不在于个别法条的轻重缓急,更在乎整体法典所内涵的原典精神。     

论公众参与基本原则入环境基本法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对该法第6条未提任何改动建议,不免令人怀疑起草者是否误认为无需在该法的总则中明文确认"公众参与"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仅凭学者们的学理解释就足已。其实,我国和国际环境保护实践均在推动公众参与基本原则从教科书上升至实然立法。纵观各国的环境立法史,美国等五国三十多年的立法实践为我们揭示了国际环境立法技术的发展趋势。在今天,修改环境基本法时我们理应选择立法技术上最为先进的方案,哪怕只是修正而非修订,《环境保护法》适用这种最先进立法技术也完全是可行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