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已经在我国当下诸多行政管理领域得到运用,亟需进行类型化的精细研究。就食品安全、产品安全等具体领域的监管而言,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业已广泛存在并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具有助长裁量随意、运动式执法等潜在风险。为了防止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从适用条件、程序设置及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实现对行政违法事实公布手段的法律控制。     

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法律现象。把哪些严重的行政违法规定为犯罪 ,这取决于立法者对行政违法的关注程度。然而 ,我国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并未处理好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二者间的衔接关系 ,以致于一些严重的行政违法现象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应从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入手 ,探讨两者之间的衔接 ,寻求解决的对策。     

行政违法的检察监督制度之缺陷分析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我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行政违法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检察机关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检察监督来保障国家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针对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需要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之成为监督行政的重要保障。     

试论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权能结构及其实现

行政违法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要求检察机关通过诉讼性权力和非诉讼性权力的全面行使来实现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为的法律监督。行政违法的检察监督权能结构及其实现,需要构建系统完备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     

中俄行政违法问题之比较

《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以下简称《行政违法法典》)是当前世界上一部较新的行政违法类法典。该法典在内容上既包括了行政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相关问题,同时在分则中又详细列举了十七个领域中的各种违法行为。该法典具有内容全面性和观念体现时代性的两个突出特点,在行政违法的内涵、公职人员行政违法责任的承担方式以及法典化等方面与我国行政违法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通过比较研究对完善我国行政违法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论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兼评《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七项

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概念,应当用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取代。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涉及范围和影响对象不同,在认定主体、认定程序启动、处理结果上应当有所区别。     

论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确认与救济

行政违法按其表现方式可分为作为行政违法和不作为行政违法 ,本文对如何确认不作为行政违法 ,如何对不作为行政违法进行行政救济 ,即行政救济的方式和救济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并对其进行了阐述 ,以期改变人们在立法、执法上对两种违法行为厚此薄彼的态度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     

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

新时代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的实践探索,将检察监督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至行政领域,丰富了我国宪法关于法律监督的具体形态。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严格执法理论的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贯通协调的生动实践,也是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性解释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作为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促成者的角色定位,是对政法新兴话语兴起和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实的检察因应,也是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外驱力量。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律统一适用助力者的角色定位,是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功能转型同频共振、实现从方法宣介向规则指引的转变,也是对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贡献的检察智慧。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新脸谱的摹绘及其进一步实践,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立法的积极回应。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研究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是指政府行政系统在为公众提供行政救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法律行为中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典则的情形.其行为表现主要有：消极履行劳动义务、虚构困境信息、获取非法利益、阻滞权利人获取权益、侵害福利设施等.原因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基于此,必须通过构建新的行政法体系来矫正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即强化宪法中的义务理念、建构福利行政法体系、量化福利行政的各项指标、建立新型行政违法制裁机制.     

问题与完善：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衔接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背景下,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既是一个需要厘清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通过梳理我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发现衔接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主要体现为就同一行为:可能会分别评价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关于特定法律术语的规定不够明晰。其消除路径主要是:界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规范含义;设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制裁方式;确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适用原则;对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存在内在张力的法律条文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法律解释予以解决。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分类、效力及其判决

科学分类应当满足无漏、无交叉、易操作三个条件。与此对照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分类是不妥的 ,科学的分类应当把违法行政行为分为主体违法、依据违法、程序违法和内容违法。在行政诉讼中应采用“诉讼停止执行原则” ,增加对瑕疵法律整体或局部不合法的确认或宣告判决 ,增加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或宣告判决     

行政违法行为及其责任解析

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法学界研究的课题。针对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行为,探讨其相关的责任机制。本文通过对行政违法的违法性分析来解析二者的对应关系。     

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

公布违法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将不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当事人之违法行为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布,依靠社会的非难来间接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现代工商行政管理任务多样性与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信息资源优势确保行政任务履行的实效性、理性对待公布违法信息行为中的权利冲突可为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提供正当性理由。但工商行政管理领域内涉公布违法信息的法律规范较为简陋,而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似乎显得较为混乱无序,故需将发生在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布违法信息纳入法律规制之中。     

社会转型期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的宪政意义

2001年年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联邦用新行政违法法典取代了1984年的行政违法法典。新法典在内容、形式和观念上都较1984年行政违法法典有较大进步,是俄罗斯联邦宪政原则的具体体现。它为俄罗斯联邦的宪政建设提供了观念基础、责任基础和法律基础,对俄罗斯联邦社会转型期的宪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

理论界一直对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众说纷纭,在实务操作上更是莫衷一是。违反行政程序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定行政程序违法的标准,本文认为除了法定程序标准外,我国还应引进正当程序标准,此外,对行政机关违反其所作出的有关程序的承诺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违法。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应根据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身份的差异以及行政程序的重要性程度,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果行政行为因程序违法而被撤销,行政机关不得重新作出相同或相似行为,并且行政机关应当对其违反行政程序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论行政程序违法的补正

行政程序违法的补正是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实现形式之一，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一是行政程序的目的属性和手段属性、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二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障及法的安定性的需要。从比较法的视角考量，补正由法律明确规定，并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我国目前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实现形式相对单一，可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为契机全面建构中国行政程序违法的补正制度。     

论刑法改革与行政法的相关问题

行政犯罪与行政刑法把行政法与刑法有机衔接起来.行政违法与犯罪的区别十分明显,实践中行政违法是否应当犯罪化需要考量各种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刑法改革、完善应当与行政法律相协调,关注行政违法的犯罪化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不应当以“多次”为条件,应当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增加对行政犯罪资格刑的运用,应当把保安处分中的劳教制度纳入刑法当中.     

试论违法行政行为产生的原因及表现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 ,如果行政机关执法违法 ,滥用行政权 ,就会极大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鉴于此 ,为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有必要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研究。行政行为的合法不仅应当符合实质要件而且应当符合形式要件 ,违反任何一个都会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的产生。违法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为违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体违法、程序违法、做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合法等。     

浅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

本文分析了学术界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不同观点 ,指出了现有各种观点的局限性 ,阐述了作者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见解 ,认为违法行政的违法性不仅表现为行政主体实施的管理行为违反了法律规范 ,而且还意味着这种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必然引起一定的法律责任     

论“钓鱼执法”事件中行政权力的违法性与规范

“钓鱼执法”事件的曝光揭示了一个广泛存在的执法困惑，行政处罚指标化与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促成这一特殊的执法模式，通过对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分析，在法治视域中阐述了钓鱼执法违背依法行政原则、合理性原则、行政处罚证据违法、行政程序违法等问题。对于钓鱼执法的违法性，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损害社会公德和人们的法律信仰，我们在剖析具体钓鱼执法事件后，应该采取多种措施规制行政权力，完善行政监督，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