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与框架

正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历史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行动。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二战"以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当下,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援助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国际人道与发展事务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正在日益成为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安全议程中的关键议题。总结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梳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开展所依托的平台和框架,是     

社会回应政治：社会组织党建的内在逻辑与功能进阶——以Y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党建作为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是观测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党建如何走向治理中央的关键维度。但现实中对于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窄化”。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组织党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建构了“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的分析框架,以Y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实践和治理过程为例,从治理角度研究社会组织党建,也从党建本体角度观察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引领功能与治理价值。社会组织党建是一个多重逻辑的“同构”“叠合”过程,存在制度同构与治理嵌入两个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通过在社会组织内部新构“党社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治理嵌入。     

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现实意蕴

人道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所谓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基础,其落脚点是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自由个性,"现实的运动"是实现彻底人道主义的必经路径。     

技术进步与马克思乐观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乐观的人道主义。技术进步是实现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重要杠杆。马克思相信人类具有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认为彻底实现人道主义必须要通过斗争摧毁不人道的社会制度,为技术进步创造健全的社会环境。     

提升社会救助制度现实贴合力 兜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正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与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具有产生的必然性与发展的必要性。不同时代孕育出不同的社会救助制度意涵,以实现特定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下的国家治理目标,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在当代,随着福利国家危机持续发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现代科技与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断推进,基本民生保障需求与制度供给生成了一系列新议题,人类基本民生保障进入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期。在此背景下,《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历史意义。     

历史观与价值观同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还原

人道主义是一个充满歧义而又变动不居的思想话语,但其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却又是显而易见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其宗旨便是颂扬人性,倡导人权,鞭笞宗教神权,但内容多在文化领域,并不能改变非人道的社会现实和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于是,法国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更是开创了一个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代,要求改变扼杀人性和理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主张得到了实现。因此,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人性解放,后者旨在政治解放。仅仅将人道主义限定于政治领域,依然不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仍然还是非人道的现实。这样,人道主…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农村制度创新中的利益诱使与成本分摊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迫切要求推动农村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为农村社会提供稳定、持续与农村社会结构高度契合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制度创新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参与、持续互动与博弈的过程,实现潜在的利益增长及公平有效的成本分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关键变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生态文明的人文哲学蕴含——基于包容性人道主义的视角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高级文明形态,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和谐程度。建设生态文明既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更要革除不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理念蔽障。"包容性人道主义"是成中英先生在《创造和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对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辩证超越,结合马克思"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践辩证法,从人类解放视域探析彰显"和谐意志"的包容性人道主义,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重要理路。为此,就要在生态伦理上倡导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统一,在生态自觉上形成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安排,在生态治理上坚持生产发展与社会交往形式的革新,促进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代际之间包容性发展利益机制的生成。     

现代技术的演进与人类未来之命运探析——基于人类学哲学思维范式的透视

关于现代技术的演进,自主性理论认为,现代技术成为了对世界的构建方式,人类并不能控制和确定技术的演进方向;而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哲学思维范式,对技术及其演进方向的把握应该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在以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形成的合力推动技术演进,从而使技术超越了人类的有效控制。对技术进行约束、克服其异化,根本在于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统一。     

从专项治理到制度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变革的实践逻辑与战略选择

专项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专项治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专项治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与制度治理相冲突,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发挥制度治理的作用。为此,要提高国家对制度治理重要性的重视,为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创新提供政治空间,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制度治理的成功经验,加大制度落实来推动专项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转变,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社区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社区治理可以理解为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运用，或者说是对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治理理论的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理论，学界对其实现途径有不同的设计。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将非正式制度作为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论述其在构建社区治理结构，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的路径选择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真正转变为执政党。法治化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当前,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建设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从法治理念、法律体系、法治平台以及治理能力和化解矛盾等等方面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保障水平。     

在风险和挑战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制度,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同,它不是以"原子式个人"而是以"社会的个人"为基础的。要形成社会的个人,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可逆转的关键。     

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落后,因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治理理论本身来看,治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建,必然要以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为基础。在治理视域中观察社会公正,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不失为一种新视角。     

论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其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跨 越不同的社会制度并与之相嫁接。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体系同市 场经济的嫁接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曾有过多次调节、整合,而社会主义 的基本制度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系同市场经济的磨合就显得尤为艰巨,这是一个前 无古人的世纪性的历史课题。我们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必须在社会主 义制度的驾驭中建立和发展,必须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统帅下建立和 发展,才能真正使社会生活稳定、协调、健康、有序地发展。     

以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苏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承担着江苏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发展江苏社区教育的领军责任。近年来,学校围绕江苏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优化社区治理,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支撑条件与责任机制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中彰显出权力监督与腐败治理、政治整合与权威维护、矛盾化解与社会稳定等显著优势。把巡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既需要宏观支撑条件,也依靠具体实现机制。政党主导、价值引领与制度供给是巡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主体支撑、观念支撑与结构支撑。责任机制建设是把巡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精准厘定责任、提升履责能力、强化监督问责是其基础环节、关键向度和必要保障。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