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基于协商民主的城市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导向的城市治理有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从理论视角上看,协商民主嵌入城市治理具有逻辑的必然,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目前发展现状上看,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城市治理在社会认知度、参与度和制度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从协商民主导向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上看,应重点从协商治理城市的主体能力、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三个层面抓起。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 ——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我国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横向关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对策

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作为总体目标的执行者和局部政策的制定者,它们在条块分割的情境下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其过度竞争与权力寻租等活动削弱了我国的总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本文基于治理理念,力求理顺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际关系,破除条框分割的束缚,建立平等协商的组织间网络机制,进而整合资源建立整体政府,促进国家的和谐发展及社会的稳定进步。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如何科学地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鉴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在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建构我们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注意两个适用性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的治理概念适用性问题;二是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指标适用性问题。中西方在重视公民参与、强调政府与公务员的责任、关注参与主体各方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基本一致,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在中西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均忽视了对于参与主体各方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确定好参与治理主体之后,应该对其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确定及评估。将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规划能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督导能力融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制度能力探析

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中国叠加转型的社会发展际遇与现代化发展诉求迫切要求国家制度能力的提升。国家制度能力基于制度类型主要指制度构建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制度更新能力、制度导向与选择能力等。国家制度能力提高既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需要,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选择。制约国家制度能力提升包括利益结构、政府治理结构、政府组织及官僚体系、地方政府能力水平等因素,国家需要从转变治理理念、改变政府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来夯实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完善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有效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层面形成的政党协商、立法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领域协商等多样化的实践形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应当直面现实,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健全完善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框架相适应,与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与规范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相统一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既是实现社会、政府、政党现代化架构的体制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合作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对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给予有益的启示。当然,寄托于行为互动的自然主义演进而构建合作治理是不现实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需要在合作意识的引领下展开,这就使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具紧迫性。     

发展协商民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析论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存在着高度契合,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需求的回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注重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党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

协商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有效适用问题,而不是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社会进行简单嫁接。当下中国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协商治理研究的泛化倾向、协商治理主体的权威流失、协商治理官本位思想浓厚、协商治理共识难以形成。破解之策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主体权威、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现代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党的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是今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予以重点把握的关键内容。然而,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的挑战、政府方面的挑战和"五位一体"建设方面的挑战,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运行。为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