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罚减轻处罚若干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法》第63条确立了我国减轻处罚的量刑制度,但对如何减轻、减轻的幅度等问题未作出细化规定,由此带来适用中的诸多困难与问题。1.减轻处罚能否变更刑种;2.减轻处罚能否及于附加刑;3.附加刑附加适用时减轻处罚的操作问题;4.减轻处罚能否由刑事罚减为行政罚。     

“减轻处罚”适用新探

“减轻处罚”适用新探曾芳文根据我国《刑法》第５９条规定，减轻处罚的适用规则是低于法定最低刑判处刑罚。随着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对于减轻处罚的适用规则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研究：一、减轻处罚能否适用于附加刑？对此，目前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构建我国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思路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中犯罪单位的处罚只规定了罚金刑。单一的罚金刑对于单位犯罪的惩罚和预防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刑罚体系基础上,构建以犯罪单位为适用对象的刑罚体系十分必要。其主要由刑事破产、执业禁止和停业整顿等主刑以及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荣誉称号等附加刑两部分构成。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若干问题刍议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加以改进。在刑罚体系中,主刑中的死刑、无期徒刑,附加刑中的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均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附加刑中的罚金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应做严格的限制。     

关于减轻处罚的实证研究——以敲诈勒索罪为基础展开的分析

以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敲诈勒索罪判决书为样本对减轻处罚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减轻处罚主要集中于适用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的样本中。减轻处罚的大量适用对实现敲诈勒索罪量刑的轻缓化起着重要作用,但第三个法定刑幅度样本的主刑减轻幅度过大,应严格予以控制。虽然从整体上看减轻处罚样本的罚金均值明显低于未减轻处罚样本,但两类样本的罚金数额存在明显的重叠现象,这与罚金数额没有轻重幅度区分有关,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修改罚金数额的规定方式。     

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附加刑问题的探讨

刑法并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禁止适用附加刑,所以,在我国附加刑中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都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人民法院在附加刑的适用上,必须对二者有所区别。即使都适用相同种类的附加刑,也要比照成年犯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真正做到依法处罚,罚当其罪并努力追求取得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力争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考量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原则

我国刑法在数罪并罚上采用的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为补充的综合原则。然其仍存在立法上的不足,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例如对不同种主刑并罚应采用什么原则,附加刑如何并罚,以及怎样对限制加重原则进行量化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试论附加刑的减刑

主要是剥夺犯罪人财产和资格的附加刑与主刑相似，同样体现了刑罚的本质、目的和功能，因此，也应当能够减刑。     

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刑罚方法述要

文章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在总结我国刑事司法初衷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在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方法(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应当如何改进和完善的问题,提出许多可资考虑的立法建议。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对象的两个问题

我国刑法中所有的主刑和附加刑(除驱逐出境外)均没有对犯罪人的国别作特别规定,但是剥夺政治权利不应该适用于外国人。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为条件。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论量刑均衡及其实现路径

刑罚目的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层面刑罚的正确适用,即量刑均衡的实现。量刑均衡是建立在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审判机关在适用相同刑事法律的背景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类似的犯罪案件,作相当的刑罚裁量,对同等犯罪科处同等刑罚,对类似的事件作出相同的裁判,以保持刑罚稳定和罪刑相适应。但刑事司法裁判中量刑失衡问题颇为突出,危害到了刑罚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公众对法律应有的信仰和敬畏,妨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必须从立法、司法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量刑失衡问题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实现量刑的均衡。     

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

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另外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应该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司法机关在运用刑事法律的时候，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司法适用中对想象竞合犯罪、转化犯罪的认定也应该接受法定刑的制约。     

中国古代量刑原则

古代量刑原则,是古代国家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中国古代量刑有三大基本原则: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基本准绳的原则,疑罪从轻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论刑罚效益及其实现

刑罚效益是国家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的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刑罚效益受制于刑罚目的 ,确定刑罚效益必须以刑罚目的为依据 ,适用某种刑罚必须考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刑罚目的。刑罚效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 ,体现在刑罚的创制、刑罚的适用和刑罚的执行三个阶段之中     

论我国罚金刑执行制度的完善

罚金刑作为一种刑罚,同样具有威慑、教育、惩罚等功能,罚金刑的适用应当尽可能发挥罚金刑的这些功能。为此:应当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罚金刑缓刑制度和罚金刑行刑时效制度。     

试论行政处罚担保制度的创制——以公安行政处罚为视角

通过对担保制度在行政处罚过程中适用的可能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提出创制行政处罚担保制度.文章首先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描述行政处罚担保制度在公安行政处罚过程中的客观需求,认为行政处罚担保制度具有工具价值.其次,概括和分析了行政处罚担保的法理基础,并从行政处罚担保的概念入手,对行政处罚担保的启动及担保方式进行了初步设计与建构.     

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刑罚轻缓化解析

刑罚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然而在我国传统的重刑化思想积淀很深。因此,树立刑罚新观念,倡导刑罚轻缓化的理念应为当务之急。为此,就要对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以使我国对刑罚轻缓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