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

部分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成因比较复杂:从政治方面分析,既有国际背景,又有独联体国家内部政治集团权力角逐的因素;从经济方面分析,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从社会方面分析,促使广大群众参与“颜色革命”是十多年来经济转轨中出现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所致。反对派以揭露政府腐败为旗号,动员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通过“街头政治”夺取了政权。“颜色革命”的结果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并没有改变经济转轨的方向,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构建惩防体系 打牢廉政根基

近年来，无论从高层到基层，从党内到党外，理论上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也深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在何处。依照中国目前的国情，政治上搞西方式的那种多党制民主既不可以，也无可能；但由于在经济方面已经向市场转轨，权力与资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寻租的机会，如果不对权力施加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腐败也就会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同步“增长”。     

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的功能

一、我国转型期政治功能的特殊状况以政治和市场双重启动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触动了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引发了深刻的社会转型。伴随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各种社会矛盾以共时态的方式集中地显现出来,这些矛盾与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转型能否顺利实现。政治表现为居于社会枢纽地位的特殊社会历史关系,凭借其在上层建筑固有的特质来对社会进程发生巨大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使政治的地位更显突出,现代化事业与社会转型须臾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在社会系统中处于推动社会转型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最具力量和权威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些社会领域中的失效只有政治才能给予弥补,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须仰赖政治改革与创新。作为公共权力的组织,政治(特别是国家)处于保护有利于人民总体利益的所有制形式的地位,从总体上平衡过分悬殊的财富占有,处于既是竞争的倡导者又是弱势集团的保护者的特殊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与探讨(续二)

难点之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和程序而言,要十分准确地把握改革的紧迫性与慎重性的辩证关系,难度也很大。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危机感加强。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具有的深刻的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会触     

“文件治理”:作为基层秩序的规范来源和权威形式

文件治理是威权体制的基本特性,后者是一种动员型体制,即决策和执行以政治动员体系和行政层级体系加以贯彻,以规范性文件(区别于法律法规)贯穿其中,文件在被赋予了国家权力符号意义的同时,构成了基层秩序的规范来源和权威形式。文件治理发挥的功能是党政权力及其遍布于基层社会的代理组织对社会秩序的管制、治理和服务,以覆盖于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的规范性文件,并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形成密如织网的秩序经纬和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威形式。     

东亚发展型国家政治转型的结构性原因——新兴利益集团崛起与政治权力结构失衡

20世纪晚期,东亚发展型国家相继出现政治转型.从结构层面来看,韩国、泰国、印尼等国的威权体制之所以瓦解,关键在于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军人集团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与协调机制,从而使得半封闭的政治权力结构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难以适应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步伐,无法满足新兴利益集团特别是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与资本集团商业精英的政治诉求,未能及时化解“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导致曾创造“东亚奇迹”的威权体制在新旧利益集团不断激化的利益分歧与权力冲突中,无奈地走向没落.     

经济转轨过程中腐败的特点及其防治机制

腐败由于被人们称之为腐蚀国家政治肌体的政治之癌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腐败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表现，但人们谈到腐败问题时，比较明确的指向是其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行为。可以说，腐败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一、经济转轨过程中腐败的形成原因及其特点行政机关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是随着国家行政权力机关的产生相伴而生的古老问题。但是，腐败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国家里表现的程度和形式则有不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更多是一种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伴生行为。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使以往对腐败的监督和制约机…     

略论“政务公开”与“财务公开”

当前，中国城乡经济体制结构、社会结构、体制权力结构及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急剧深刻的变革。城乡社区基层组织作为社会的细胞，一方面在基层管理与服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人们日趋密切的交往关系的结合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是多元化利益群体矛盾的汇聚点，是形成诸多社会矛盾的发源地。在社会转型期，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步伐，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有效发挥基层组织疏导、调节、整合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的功能，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保证社…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及其优化路径探析

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政治方向、国家政策、地方环境、市场经济、人文民生、机关形态及服务意识等内容构成其政治生态。优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保持经济总体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弘扬先进政治文化的基石和保障。但由于制度的缺失、利益的制衡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当前我国基层党组织中的党员意志生态、权力运行生态和工作形式生态等都存在一定的紊乱,所以从贯穿共产主义意志教育、健全权力监管制度、强化政绩考核体系、完善用人选聘机制等方面来优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其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所在。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政治分析--兼论变革社会政治稳定的实现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替代,而在于其以激进方式所启动的带有深刻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根本制度转轨;而转轨进程中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对立以及独具俄罗斯特色的政治体制亦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动荡。     

提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水平

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同时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等形式的赢接民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有利于坚持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反映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各级党委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部门负责、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工作指导，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适应城乡基层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切实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在基层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落实。     

“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

有人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却停滞不前。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在《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一文中则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怎会有中国今日之崛起?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她的崛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稳定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 :民主选举机制赋予村民委员会以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使得村民委员会的权威和号召力增强 ;公共决策机制避免了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的直接对立 ,使得村民能够进行政治表达 ,参与本村的重大决策 ;民主监督机制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促进了基层廉政建设 ,减轻了农民负担 ;制度建设界定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界限 ,提高了民众的道德水平 ,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治安状况和内部和谐 ,直接维护了乡村政治稳定     

资源控制、利益多元与信任分层——乡村权力关系视野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历史消长,导致了农村社会资源的精英控制及利益多元化,并最终形成农民政治信任的阶层分化。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     

全球化视阙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浅析

经济全球化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政府管制机制和文化渗透机制,直接、全面、深刻和持久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观念更新、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政治权力的变异与控制

政治权力往往与社会地位、政治声誉、经济利益等紧密相联,息息相关。有人把它形象地比作“双面刃”,是有一定道理的。权力拥有者中的大多数人能正确地运用权力造福社会,泽惠人民。但是勿庸讳言,也有不少人攫权谋私,甚至排除异己,为所欲为。     

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存在四项基本关系:其一,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其二,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其三,通过对政治精英和政治文化的形塑作用,社会传统文化会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外部环境因素有可能动摇和瓦解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推动政治转型,但稳定状态的重构取决于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     

政府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危害及其法治化控制

政府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影响改革进程,损害国家利益。只有依法规范和制约政府利益,才能够减轻国家财政和社会负担,还利于民,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