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刑法应对之反思

针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引发的相关犯罪,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规范供给不足、刑事治理边界不清、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刑法的本质不是新的刑事立法,而是现有刑法体系在紧急情况下的适用状态,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特殊时期刑法的适用应当满足和实现时效性、调适性、经济性,强调刑法在...     

我国防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研究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演变至今已呈现出新的态势,其危害性不断加大,对其惩治的困境凸显。究其原因,理论层面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的不全面、立法与当前实际的脱节、基础概念的不明确等,因此,通过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基本理论的梳理,厘清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防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立法,成为自《刑法修正案(九)》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虚假诉讼刑法规制思辨

通俗讲,虚假诉讼就是诉讼造假。虚假诉讼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使得由刑法对其规制成为正当和必要。现行刑法条文中没有一个罪名与虚假诉讼直接对应,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刑事立法对虚假诉讼独立设罪很有必要。从虚假诉讼侵犯的客体以及刑法体系的协调性来看,将其列入妨害司法罪最为适当。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具体适用该罪时应当对其犯罪形态、罪数形态等慎重分析。     

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探讨——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     

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犯性质探究——以宣扬恐怖主义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为例

恐怖活动犯罪特别是宣扬恐怖主义罪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在司法认定中面临过度犯罪化和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统一的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缺乏犯罪目的的考察,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恐怖活动犯罪设定为目的犯。参考不作为犯的分类,可以将恐怖活动犯罪分为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和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主要影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即间接目的犯的认定。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目的可以采取司法推定的方法,恐怖活动犯罪作为目的犯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犯罪,同时也要在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方面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具体考量。     

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兼行并用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决定着刑法限度的扩张或紧缩。在功能上,二者是方向相异而功能互补的一体两面。因此,刑事立法不应一味采取单轨运行模式,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必须交互使用,不可偏废一方。应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适时进行刑法的立、改、废。刑法限度不能一味地扩张或紧缩,它应当有自己的弹性限度。     

激进环保团体犯罪面临的刑法困境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保护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了各个国家与群众的关注。文章从激进环保主义的特性与激进环保团体犯罪的特点入手,分析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环保暴恐事件与刑法现状,对环保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立法完善提出改善建议。     

犯罪化策略与守法策略:博弈分析及其制度镜鉴

如何设计科学、有效的犯罪化策略,实现科学立法、全民守法,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首要难题。国家的犯罪化策略与公民的守法策略是一种动态博弈关系,当国家按照不得已原则制定刑法、公民选择自愿遵守时,则国家与公民双方利益最大化,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均不易形成改变博弈策略的动力。以此为镜鉴,实践中需严格恪守犯罪化的过滤机制,大力畅通犯罪化的沟通机制,逐步完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协同机制,如此方能实现犯罪化策略与守法策略的动态均衡。     

论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废止及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置是基于兼顾司法成本与效率的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并未发挥立法的预期作用,因而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完善论与废止论两种不同观点。完善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不论是从立法理由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还是从"破窗理论"来看,特别自首制度都不应继续存在。当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被彻底废止之后,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相对于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而言存在诸多优势,它能够更好地解决贿赂案件办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犯罪概念的诉讼法角度辨析

犯罪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认定犯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全面反映犯罪概念的本质,就应当在诉讼法的视野下,立足于立法到司法整个过程来加以考虑。     

债券回购中法律风险与刑事司法认定

"利益输送""代持养券""对敲交易"等行为正不断地侵蚀着我国债券回购市场的健康发展,形成了债券回购的"灰色地带",有必要对以上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债券回购市场上,利益输送中内幕交易罪的内幕信息刑法认定,仍应以内幕信息的滥用为充分必要条件;代持养券行为在形成交叉法条关系的情况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刑法判断,介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应以想象竞合为宜;对敲交易引发操纵证券罪之"操纵"本质的刑法反思,应当通过立法与司法的二元路径进行考量。     

略论刑法司法解释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刑法立法和司法的桥梁与纽带.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如果解释不当则势必破坏刑法的价值,不利于保障人权.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出发,阐述了我国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坚持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和明确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原则,确保我国刑法的正确统一实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     

未成年人再犯行为特点与刑罚调整——以累犯制度修改前后的实证分析为基点

现行刑法取消了未成年人累犯规定,使未成年人避免了累犯标签与法定从重的不当后果。但立法修订是否得到实践层面的积极回应,未成年人犯罪在累犯废除前后有何差异化显现,需要我们透过实践适用予以检视。基于刑法修订前后181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取消未成年累犯对其再犯并未呈现负面影响。应当在未成年累犯废除的整体精神之下,认真对待该修正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不协调之处,把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宗旨推行到底。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从刑法修正案看我国轻微犯罪的立法趋势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权力重新配置、警察权限缩、司法权扩张的影响,近几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现了强烈的轻微犯罪立法趋势,且这种立法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并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为有效应对该立法趋势将给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刑法制度、诉讼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应尽早建立轻微犯罪制度。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