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属自家房屋 但也不得擅自改变

刘某是我们小区的业主之一，我则是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为体现自己房屋与众不同，刘某不顾《小区业主公约》中已明确规定“业主不得对房屋外墙进行任何装裱或用于广告活动”，于3个月前，未经物业公司和其他业主同意，擅自将自家房屋的外墙涂成五颜六色，以至于和整个住宅外墙都是白色的小区很不协调。物业公司虽曾多次要求刘某恢复原状，但均遭拒绝，理由为房子是他的，也就有权按照自己爱好改变外墙的颜色，别人无权干涉。请问：该说法对吗？     

拆迁之后……

〔记者手记〕城市房屋拆迁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破不立，只有顺利地依法实施城市房屋拆迁，我国的城市建设才能健康发展，人们的生存环境与工作环境才能改善。城市房屋拆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这一领域里，不仅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许多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律界对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城市房屋拆迁中关于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探究

城市房屋拆迁作为一个敏感又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涉及到公民的私权利而倍受关注，《物权法》及相关条例的出台对于进一步规范城市房屋拆迁、保障被拆迁人的权利以及促进城市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主要从城市房屋拆迁中涉及到的权利、相应法律规范时房屋拆迁中涉及的权利产生的影响以及拆迁中仍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方面展开论述。     

论房屋拆迁中公益与私益的平衡

城市房屋拆迁是当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表现,是一个将长期持续的社会现象。城市房屋拆迁本质是一个在城市化过程中涉及诸多利益群体利益调整和分配问题,因此在制度设计中,政府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商业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极为关键,是保证房屋拆迁平稳进行的重要保障。     

论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若干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事关国家、开发建设单位、被拆迁单位及亿万城镇居民的利益，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确立于90年代初，集中体现在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该条例制订及颁布之时，我国仍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故而，该制度带有浓重的计划体制色彩。1992年后，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房地产业迅速崛起，进而旧城改造速度大大加快。在这种形势下，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逐渐暴露出对于市场体制的不适应性，虽颁行仅几年已迫切需要完善。基于…     

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之行政控制

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纠纷频发,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发放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是整个城市房屋拆迁程序的第一环节,因此,监督政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发放拆迁许可证,可以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拆迁行为的发生。为此,在继续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许可行为的立法、司法控制的同时,更应重视行政控制。     

对城市房屋拆迁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司法审查

对城市房屋拆迁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司法审查邹照国，王清兰城市房屋拆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时代特色的新举措，这一举措的实施，将使城市内大范围的危陋房屋得到改造。根据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房屋拆迁工作应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并实施有效...     

“绿帽子”趣考

在色彩的认知上，古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古人眼里，绿色是一个“卑贱”的颜色。举几个例子：     

浅议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权”与“私权”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拆除旧城区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并安置和补偿这些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城市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与拆迁相关的主要问题——拆迁补偿和安置，已经成为城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处理城市建设工作的头等大事，也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安定团结的大事。此次《宪法》的修改给人们认真检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良机，准确界定和衡量了公共利益。因此，认真检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     

论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的建立——拆迁制度的彻底变革

城市房屋征收制度和城市房屋拆迁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太多的问题和弊端,根据《物权法》原理,应当建立城市房屋征收制度,从而完善对私权利的保障制度。     

关于我国开征物业税的思考

我国房地产业税收存在租、税、费界定不清等问题,造成我国房价高。因此,从整体上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已成必须。而房地产税费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明租、正税、清费”。具体来说,就是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土地出让金作为地租形式,从原来购房时一次性交纳改为在使用期内逐年向当地政府交纳;统一征收物业税;清理房地产业中的各项杂费。     

房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

房产税改革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重点和难点,其正当性建构必须得到重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有关土地公有制和双重征税的质疑能够化解,存量房产具有可税性。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可分解为五个维度:一是征税正当,应以完善财产税制为直接目的,组织收入的功能则需经由整体性的税费结构调整来渐进地实现。二是定税正当,应以税负适度为核心,合理确定计税依据、税率及税收优惠。三是管税正当,应完善房产评估等配套制度,建立以纳税申报为主体的新型征纳模式。四是用税正当,应强化地方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形成地方财政收支健康运转的良性循环。五是程序正当,应以制定房产税法的形式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和可参与化来增强其民意基础。     

"凶宅"的法律限定及其交易纠纷的法律适用

"凶宅"是指曾发生人为因素致人死亡的或地处异常地段的房屋,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非源于主观感受.忌讳"凶宅"并非良俗,不能运用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调整."凶宅"应被认定为房屋的瑕疵,因隐瞒"凶宅"而为房屋交易产生的纠纷需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调整,并适用合同法规则救济买受人.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是全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支撑,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以深化改革为契机、以促进和谐为目的,具体而言,体制创新是关键,机制创新是重点,法治化是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掌握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实际情况,才能解决农村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     

完善法律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距总体上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从法律的层面来看,国家对城镇和农村在资金投入、教育权利、劳动就业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待遇,是城乡差距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以征地活动为主的城市化进程发展,法律的不完善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进一步受损,加剧了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积极的立法形式向农村倾斜,扶植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完善土地征用的有关法律、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农民的权利;以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为切入点,全面清理对农民不平等的政策法规,使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宪法规定的同等待遇。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征收补偿标准

征收及补偿问题不仅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我国物权法在规定征收及补偿问题时,须考虑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和我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在征收补偿方面存在着国际法规则。投资协定的约束是确定的,而国际习惯法的约束则取决于各国的取舍。我国现行法律实质上未能明确征收补偿标准,而我国对外签署的投资协定则接受了“充分补偿”标准。物权法(草案)中的“合理补偿”标准并不合理。建议物权法在规定征收补偿标准时,以“充分补偿”为原则,以“另依特别规定”为补充。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思考

行政监督是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加强行政监督需要从强化人大监督机制、增强行政内部监督职能、健全行政监督法律机制、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知识产权变动登记效力模式探析——以专利权为例

专利权作为绝对权,在变动过程中关涉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因此其在变动中的公示方式及其效力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专利权变动宜采登记证明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但在应然层面上,或许采登记证明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更为合适。专利权变动登记模式可以适用于整个知识产权。     

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视为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的政治宣言,同时也应接受法学的审视。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基础在于"三个坚持",重心在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亮点在于通过有效利用集体与农民财产自身的增值功能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突破和创新点在于保障农民有机会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以及赋予农民更多更实际的财产权益。当然,《决定》将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释为独立的经营债权和承包物权而允许设定抵押担保的仅为经营权,以及通过赋予农民房屋所有权处分权能而保留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地分离的制度创新,有待辨析。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观念应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底线思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权利本位思维,坚持以整体性思考为工具、以构建权利制度为目标的体系化思维;逻辑进路应是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化。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制度框架应包括: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合理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房屋财产权的处分条件,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民法规则,通过立法建立集体成员权制度并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运行提供依据,还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之权利。     

论不动产财产权自由的公法限制

保护不动产财产权自由行使是私法的重要内容与任务。但是,为了避免不动产所有权人绝对行使其权利而妨碍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的发展,妨碍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使,公法对不动产财产权自由给予适度的限制是必要与必须的。公法对不动产财产权行使自由的限制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国家通过规划法、建筑法、文化古迹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租赁法、税法等对土地使用、房屋建筑、不动产交易、租赁进行管制,以期调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冲突与矛盾,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