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技术鉴定的科学性,合法性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特别是新《刑法》、《刑事诉论法》的分布与实施，对刑事技术鉴定的科学性，合法性提出了更深，更高的要求，本文就目前我国刑事技术鉴定工作中有关科学性，合法性问题作了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理念的转换

刑法治理理念与压制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野。《刑法修正案（八）》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刑法治理理念,而且其颁行标志着在我国刑事法治发展中应当确立刑法治理理念。对刑法治理理念应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下,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和解、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及社会矫正制度等方面予以具体展开。     

大陆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完善——对台湾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借鉴

两岸地区在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规制上有很大的差别。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规制多出现在行政刑法《食品卫生管理法》中,而大陆地区的《食品安全法》基本上不涉及刑事制裁方式。大陆地区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仅设置了两个条文,给这类犯罪的处置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本文拟通过对台湾地区附属刑法立法方式的介绍,提出对大陆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从刑法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考量绑架罪的修正

作为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回应，《刑法修正案（七）》一改过去只强调入罪、强调提高法定刑的做法，而注意出罪和入罪、提高法定刑与降低法定刑相结合，对绑架罪进行了修正。从刑法对法益动态保护机能发挥的视角观察，绑架罪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余地，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如何刑事立法如何走出个罪，实现类型化的刑法保护进行了探讨。     

“两法”实施与刑事错案责任追究

刑事错案的产生和存在源远流长。有了刑法,便有了刑事错案。古时的“冤狱”,就是刑事错案的一种。但是,对于刑事错案的概念,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理解。我国对刑事错案研究的重视,始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将刑事错案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随后,各级司法机关内部建立了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一九九七年《刑事诉讼法》、修定后的《刑法》“两法”相继实施,我国对刑事错案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法益保护不断前置、总体趋严的刑事立法——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仅仅12年时间，我国刑法就新增了34个罪名。在入罪方面，犯罪门槛不断降低，危险犯立法模式不断增多；量刑方面，尽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但刑罚总体趋严。这些罪刑变化的背后不仅表现出我国刑法对安全刑法理论的回应，更表明我国刑法对积极一般预防学说的采纳，刑事违法性实质从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变。     

坦白若干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坦白是我国刑事政策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刑法修正案（八）》更是第一次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将其明确体现在刑法中。进而,凭借《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也首次完整的在总则中确立了＂自首和坦白从宽＂的刑事立法。笔者拟结合自首的基本原理及其司法解释对坦白予以分析,认为在认定坦白的过程中,应当从坦白的本质出发,即：犯罪分子自身的认罪和悔罪,以及为司法机关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对行为是否构成坦白进行考察。同时,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坦白可能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探讨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刑事和解从实践正式走上了立法层面。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的分析,结合《刑法》规定,对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自诉案件以及疑难案件进行讨论,提出对于侵犯公法益的案件绝对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的核心思想。     

论“情节”的刑法立法地位

我国《刑法》广泛使用“情节”一词，并赋予它以重要地位。正确理解“情节”在区分罪与非罪，确定法定刑和宽严处罚中的立法地位和作用，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建设和刑事司法实践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     

“矜老恤幼”:刑法宽容须有度——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我国古代矜老恤幼刑法制度具有严刑本质,同时也蕴涵着人道价值,但并非现代刑法中的人道主义。人道能够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价值理念,但不是刑罚本身的价值要素,对矜老恤幼刑法制度应正确看待其人道价值功能。矜老恤幼的刑法宽容思想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相契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矜老恤幼制度进行完善,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宽容有度、以宽济严,以实现刑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论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增加了三项刑法基本原则，其中第一项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基本原则，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活动的准则。它是刑法的灵魂，也是刑法价值能得以实现的保障。这些原则的规定对于我国刑事法制的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这一原则的有关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罪刑法定原则来源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罪刑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虽…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衔接上的缺失和协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为范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的刑事责任无法在刑法中得到全部落实。行政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出现真空的原因在于行政刑法的制定缺乏整体意识，立法仓促以及我国刑法的内容落伍于时代。协调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基本途径是在行政刑法中明示援引的条款，在行政刑法中单独设置罪状和法定刑及修正增补新的犯罪条款。     

我国新刑法的特点

我国新刑法的特点高秀东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典）。这是继去年３月份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又一重大举措，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对刑法的修改,是我们国家刑法史上非常重要又十分重大的一次修改。它在刑法理念和刑法制度方面都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学习这样一个法律修正案,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对刑事立法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刑法修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