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审二表决”到“二审三表决”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法”这把利剑。改革开放30年来，本市地方立法成为助推改革、观照民生、激扬民主的体现。从立法过程更公开更透明更民主。到“回头看”检验立法效果，在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的“大方向”下，地方立法将创制性与实施性结合、前瞻性与针对性结合，打造了一个个亮点。     

是“势不可当”还是“势不可挡”

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二部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有这样充满激情、富有诗意的一段话：“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养犬管理立法：博弈前置的“阳光”立法

在前期的立法调研过程中，面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养犬管理立法研究课题通过广开言路、权衡利弊，已初步形成了“政府管理、行业协助、市民自律”、养犬从“禁养”到“限养”，再到如今的“规范养”的思路，养犬管理将立法博弈前置到立法调研阶段，让各方群体参与其中充分展开博弈，俨然已是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人大立法30年：成绩、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时间里，我国人大立法成就卓著，30年立法呈现出了法律至上逐渐取代政策主治、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从“摸着石头过河”立法到“搭桥过河”立法、从制定为主到修订为重、规划指引性和前瞻性不断增强、由行政管制为中心逐步转到权利保障为中心、从国内立法为主到国际国内立法并重的七大趋势。     

“反思改革”论争激烈 高层强调“改革不可动摇”

一场关于改革的“反思”论争去年以来在中国民间自发产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媒体将它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论争”。一些经济界、理论界重量级人物先后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围绕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批“非主流”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网民与官方身份的“主流”专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反思改革”所涉及的深度、广度以及论争的激烈程度为近年所罕见。“非主流”阵营强烈质疑部分改革已被利益集团“扭曲”，有必要“反思改革”；“主流”阵营则强调不能“否定改革”，争论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地方立法的区县“基因”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现代法治理念，法律、法规不再是立法机关专属的“私人产品”，而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产品”。立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广纳民意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立法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不少地方不仅实行了“开门立法”，在立法程序广泛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而且还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以确保制定的法律、法规符合民众的利益和市场的需求。这就使得，区县人大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成为可能。     

从夹缝中冲出一个“大浙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浙江凭借自主改革、白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积极探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范生”。     

改革开放30年的“枫桥经验”

4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为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与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时期，“枫桥经验”在给“四类分子”摘帽中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全面改革开放时期，“枫桥经验”推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枫桥经验”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枫桥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为优化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范例。     

从“四大名旦”到“进京三杰”——我国经济学界学者扫描

从“四大名旦”到“进京三杰”———我国经济学界学者扫描□李成勋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日新月异的涌进，在实践中孕育和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而有所作为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又推动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振兴。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企业家和经济...     

《法律体系是怎样炼成的》系列之四“良法”时代风云录

1997年，当执政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特别强调要“提高立法质量”，这与以往单纯提出立法目标相比，迥然不同。其后在整个2000年代，“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政党报告中被屡屡提及。对立法质量的警觉，意味着此前二十年所出现的立法弊病，已到了必须矫治的地步。     

“用足……”释三惑

“用足权”、“用足政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热门话题。当初，此话流传伊始，好多人都“轻薄为文哂未休”，认为其不过是“钻改革的空子”、“钻政策的漏洞”而已，把其当作“违法乱纪”的代名词。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宜如此轻巧地“一言以蔽之”，而应具体分析、重新思考；但如真要身体力行之，又感到半明半昧，若有所惑。     

公平正义:引领“立法引领”

新时期呼唤立法新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等,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升华。5月30日至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广东就加强立法工作调研时强调,"使立法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引领新发展"等。这一论断,则是贯彻十八大精神,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发展引擎是改革,改革要运用法治方式。在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一般是改革在先,立法予以确认、巩固和规范;立法在发展"后腰"上用力:"保障推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历史条件限制,为冲破思想樊笼,"不争论",大胆试大胆闯。而有     

“第二次革命”与社会政治稳定

“第二次革命”与社会政治稳定苏伟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既是“革命”，就有风险。“（改革）步子大风险也就大一些”。这风险，就是政治动荡。若动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将回到僵化的老路上，或歪到自由化的邪路上。无论哪一个结局，又只能引起更为持...     

刘云山：中共有“自己拿起手术刀”的自觉

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自觉的改革，是因为有“自己拿起手术刀”的自觉，是“我要改”而不是谁推动我们改。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自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     

立法民主就是“开渠引水”

又到三月,无论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委员的踊跃建言,“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成为本次“两会”高频词汇。“立法更加科学民主”、“开门立法,让普通百姓有权参与立法”。更是其中亮点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先富”与“共富”

“先富”和“共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降实行的社会主义富裕政策，在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本身就有合法性属性，同时，自身也承载着支撑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富裕”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先富”在改革之初为打破平均、摆脱贫困功不可没，具有历史时代的合法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富的分化，“先富”的政治合法性下降，“共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合法性程度上升。因此，当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富”才是硬道理。     

民主立法：让代表当好民意“代言人”

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让代表参与到立法工程中，从具体实际出发提出好的立法意见和建议，可谓是扩大立法公众参与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此举能使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出台的法规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需求，充分反映“法律是人民意志体现”的立法宗旨。     

迎接“精耕时代”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以基本法律为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这个宠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一起，记载了改革开放发展的足迹，确认并体现了30年来中国进步成果。30年后的今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面貌，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在此背景下，地方立法也需要并正在发生着转型—     

精耕走向：民主化科学化

地方立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历经了从“急需先立”到“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转变，正逐步迈向精耕时代。从诞生之日起，我国地方立法就确立了民主和科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在其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提高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民主立法使法得到公允，科学立法使法符合正义，二者犹如鸟之两翼，     

营造实施“两创”的良好法制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业富民、改革创新史；浙江的发展经验就是走全民创业、全面创新之路。“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是我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激活经济发展潜力的根本之举。为全面实施“两创”总战略，我省加大了立法力度，执法强度以及普法广度。实践证明，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是“两创”战略目标达致的强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