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和韩美同盟对朝政策纷争分析

文在寅上台后,韩美在对朝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分歧。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分析了韩美同盟对朝政策的差异,以及双方在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的主要纷争议题。韩美同盟在对朝政策上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地缘政治结构、分裂体制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对同盟合作造成的解构性影响。韩美同盟对朝政策协调在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韩朝关系上存在局限性,由此造成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朝核安全困境、和平统一困境和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顺利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和彻底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韩美关系和重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利益集团与日本政治体制中的"三角同盟"--兼论日本结构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

本文主要考察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特征,以及这一体制对日本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当前日本政治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官僚、政治家(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三角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而"族议员"则是这种"三角同盟"关系的缩影.这种政治体制使得日本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因此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前提,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打破这种"三角同盟"关系.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朝鲜核危机与日朝关系正常化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问平壤,美朝之间围绕朝鲜核开发计划的争执逐步升级,在朝鲜半岛上爆发了核危机.受其冲击,本来激情跃进的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日本借核危机之机提升军力、迈向"普通国家"给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加之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日朝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基于自组织理论解析美日台三边关系的结构性困境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中、美、日三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也正在向着有利于台海地区稳定的方向转换,但是美日"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定势不会轻易改变。本文基于复杂性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深入剖析历史上形成的美日台"同盟"关系以及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就如何在中美日关系三边架构中处理好台湾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

冷战后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不断加强。这是与日美同盟的强化过程同步进行的 ,日美同盟成为日本政府拓展军事力量发展空间的主要外部借助因素。日美同盟不仅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备扩张水平 ,且促使日本的海外派兵日趋“正常化”,但日本自主防卫力量的发展也给未来的日美同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