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国学者穆尔的中国研究

德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19世纪之后始蓬勃发展。相比较而言,18世纪是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缺少引人注目的学术名人。纽伦堡学者穆尔即是这样一位被忽略的"业余汉学家"。他依从个人兴趣,致力于中国研究,通过译介中国小说《好逑传》、宣传《本草纲目》,让中国研究的学脉在德国得以延续。     

西方人视野中的汉藏关系——以入藏德国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域,西藏的形象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的整体形象起着对比性、建构性甚至冲击性的作用。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中国的世界形象将会与西藏形象产生更密切的联系与互动。西方人心目中的汉藏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二元对立式的认知和想象,这也为西方"支持西藏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道德力量。本文通过对入藏德国人发表的大量相关观察、记录和评论的梳理和分析,透视德国乃至西方对汉藏关系的基本认知和产生这些认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人视野中的"汉藏对立"形象进行深入的学术性分析,解构和破除这一政治偏见,还汉藏关系以本来的面目。     

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

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作为21世纪俄罗斯文坛的重要奖项,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还是反映国家意志的文化现象。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得到的回应,往往关系国家发展的内生性方面。苏尔科夫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提出了"长久之国"的概念,人民与领袖的相互信任、聚合统一是这一概念的重要支点。历史小说和传记等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是"大书奖"关注的重要方面。获奖作品与奖项批评活动中的国家叙事构建,意在表明三个问题:俄罗斯人民是超越时代局限的先进"深层人民";历史证明,俄罗斯的"领袖人物"是值得信任的;"长久之国"的构建可以通过"深层人民"对"领袖人物"的信任实现。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俄罗斯国家历史的深厚程度和民族性渊源,使得21世纪俄罗斯具有可预见的长久性。然而,俄罗斯国家叙事一定程度上遮盖了现实中存在的民众主体性不足的情况,从长远来看,仍是不可忽视的不利于"长久之国"构建的因素。     

19世纪德国之中国书写的四重蕴涵

19世纪德国的中国书写与想象,其蕴涵较为复杂。作为负面形象的“中国”发酵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普鲁士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因而它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引为反抗普鲁士强权的政治与文化隐喻,即一种用以躲避文字审查的文学修辞策略。受此影响,“中国”成为德国普通民众娱乐消遣的虚构素材库;同时,出于19世纪末德国政治与外交的需要,“中国”又曾是德国所期望的远东市场及军事同盟候选国。德国19世纪政治、文学、娱乐、经济与军事领域的中国书写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德国学者、文人借创造“中国形象”来完成符号化的意指过程,以达到实现自我的最终目的。     

德国《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2004—2009）

媒体和国家形象互相影响和互相建构，在这方面传媒对国家国际形象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并通过特有信息源和信息传媒在受众体头脑中定格并形成国家形象，影响人们对某一国家的看法和态度。鉴于国家形象的多样性包括国家的经济形象、政治形象、文化形象等诸方面，本文主要以德国主流媒体之一《时代》周报为研究对象，对5年来《时代》周报有关中国经济报道的内容进行梳理和评析，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     

百年汉学与中国形象——纪念德国专业汉学建立一百周年（1909—2009）

专业化建设是一百年来德国汉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起初，有关中国的研究服务于德国的殖民扩展政策。及至20世纪初，在德国大学中建立汉学这一新专业的呼声日益高涨。1909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了首个汉学教授席位。此后，汉学研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经历了第一次繁荣，但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却遭受重创。直至60年代汉学专业才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并在更多的德国大学中得到了巩固。汉学的发展使对中国文学、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著名作家德布林、黑塞、卡内蒂、艾希等人进而在作品中成功实现了文学构思与中国思想宝库的融合，最终也给德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世纪之交德国文坛中的“李白热”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巅峰——唐诗有了新的认知。20世纪初,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德国诗人尽管不懂中文,但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对中国诗歌的改写,从而使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德国文坛涌现出一股"李白热"。自然主义诗人阿诺·霍尔茨将李白的诗句和母题嵌入其诗歌巨著《幻想者》中;印象主义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创造了"拼贴法",用新的主题将李白的多首诗歌融汇在一起;表现主义诗人克拉朋特则主张从"精神"出发,对中国诗的"殿宇"进行重建,不仅借中国诗歌表达了和平主义思想,还为德国读者呈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可以说,德国诗人与李白的精神对话使唐诗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德国现代诗歌的转型和重构,唐诗由此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英雄传说-闪之轨迹》系列游戏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研究

《英雄传说-闪之轨迹》系列游戏作品是日本风格角色扮演类游戏的代表作。如其名称所示,作品以虚构的中世纪欧洲大陆为舞台,描绘了"英雄们"的成长轨迹。其中,与传统柔弱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的新女性构成了作品中女性群体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新女性形象将四部《英雄传说-闪之轨迹》系列游戏作品作为文化文本,采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女剑士、圣女、女仆以及女教官等角色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解读。此种解读不仅可以从思想层面揭示日本游戏作品体现的深层创作思想,阐明日本风格角色扮演类游戏独特的文化取向,也可以为游戏作品的创作及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婚价升,不结婚?

"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二十一世纪个性张扬。"这段话形象地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断变迁的结婚观。在这个结婚要有"票子、车子、房子"的新世纪,越来越多年轻人感到结不起婚。就拿上海来说,根据《2012年上海新人婚礼消费趋势报告》,除去房子车子,新人...     

国之交缘何民不亲?——中德经济依存与民众好感度的非对称性分析

近年来,中德经贸关系密切,政治文化交流深入,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度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却比较低,且这种评价呈持续下降的态势。这说明,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不见得带来民众间的好感。本文从作为西方国家的德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德国、变化中的德国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处于不同角色和身份的德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较低的原因,同时从中国的多重国家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考察影响德国对华认知的中国因素,并对未来改善德国民众对华认知,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提出了若干建议。     

德国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以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例

作为德国旅游媒介,德语版旅游指南是如何介绍中国、如何建构中国形象的?从中又产生了哪些文化异同问题?这构成了本论文的核心问题.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实例出发,通过对物质文明异同、文化异同和制度异同特征这三个层面的分析,界定德语版旅游指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德国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以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例

作为德国旅游媒介，德语版旅游指南是如何介绍中国、如何建构中国形象的？从中又产生了哪些文化异同问题？这构成了本论文的核心问题。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德语版中国旅游指南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实例出发，通过对物质文明异同、文化异同和制度异同特征这三个层面的分析，界定德语版旅游指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娄烨:还在戛纳玩“被禁”

同样一个影人,在法国"现实世界"与在中国"虚拟世界"中,却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作为唯一一部入选戛纳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娄烨的《浮城谜事》究竟给法国影评人留下了何种印象?它是否代表着今天"中国电影"的水准?中国与法国的读者面对的绝对是两个现实、两个答案。     

评申彦俊的中国革命观

20世纪30年代,申彦俊作为常驻中国上海、南京等地的朝鲜《东亚日报》特派记者,曾与蔡元培、鲁迅等知名人士经常交往,1934年4月在《新东亚》杂志上,发表专稿《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向朝鲜读者生动地介绍了鲁迅的真实情况及其伟大形象。这篇专稿是迄今所知在朝鲜出版物上发表的惟一一篇鲁迅访问记,并刊载了鲁迅先生约见申彦俊的亲笔信真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申彦俊在访问记中,高度评价鲁迅先生,赞誉他是“中国出现的‘东洋大文豪!’”,“他不仅用口和笔为无产阶级呐喊,而且他本人也已无产阶级化了。”     

现代韩国小说中的中国及中国人

一　序韩半岛历史的每一段行程中都留有中国及中国人的影子。最早进入韩国文学的中国人是叫做雉姬的汉代女子 ,她出现在《黄鸟歌》的背景故事中 ,是高句丽第二代琉璃王的两位妻子中的一位。此后 ,有关中国及中国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不断地出现在韩国的文学作品当中。那么 ,受过新式教育并摆脱慕华思想的韩国现代作家们的小说中 ,中国及中国人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呢 ?本文将重点观察韩国现代中短篇小说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面貌 ,并通过当时由我国现代作家们所描绘的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以及中国人对韩国人的态度等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中国及中…     

中德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及其历史起源

西方公众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诸多误解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心理根源,即关于旧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探险是二战前德国保持对西藏地区"接触"的主要形式。德国探险者制造了一个德国版的"西藏神话",并渲染了中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负面形象",深刻影响了德国公众在西藏问题上的心理结构。我们要更加重视"基础性"的工作,争取利用有效方式破除西方人意识中的"香格里拉神话",告诉西方公众一个真实的西藏。     

德国早期中国研究与中文图书之关系——以门采尔及《小儿论》为中心的研究

德国学者学术层面的中国研究始于17世纪,除了入华传教士以欧洲语言撰写的著作,该地区中国研究的开展还得益于中文图书的西传。作为早期中国研究的先驱人物,克里斯蒂安·门采尔以一册名为《小儿论》的中文图书为蓝本,编撰完成《中国古今帝王世系年表》,面向德语区读者普及中国文化历史知识。     

回归“哲人之邦”套话——近30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进行着新文学的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迹可寻,但中俄学者对此都未曾留意。部分俄罗斯作家或直接塑造,或偶尔提及中国文化英雄,如在《秉烛夜游客》和《回归太白》中对李白形象的塑造,以及俄罗斯作家对庄子和老子的曲解。另一些俄罗斯作家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俄罗斯文化相拼贴,如"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2008》和《阿狐狸》。俄罗斯当代作家通过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形象,从而回归了俄罗斯18世纪末"中国是‘哲人之邦’"的套话。这既具有当下的针对性,又折射出"新欧亚主义"的观念,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但他们在俄罗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应低估。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对德国文学与德国国民性关系的探究──以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为中心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出版界陆续刊行了一批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德国文学研究专著，打破了前此无中文撰写的相关著作的局面。其中以文学史的形式揭开这一历史序幕的，是张传普（又名张威廉）著、出版于１９２６年的《德国文学大纲》；而以通论的形式，力图探究德国文学中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则首推刘大杰的《德国文学概论》。刘著的产生，自有其历史的背景；它对于德国文学研究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从学术史上看，又有其相当的意义。因此以它为中心，来考察一下２０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里所作的努力，并进而对这种努力作一合乎逻…     

洪涛生与中国古典戏曲的德译与搬演

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汉学家洪涛生通过与中国学者合作,不仅将中国古典戏曲如《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翻译为德文,而且还创建＂北平剧团＂,致力于中国古典戏曲的德文搬演,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重构中国现代知识界对洪涛生搬演中国古典戏曲的反应,从而填补正在兴起的洪涛生研究在中文研究资料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