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卫生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卫生外交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词汇。在国际学术界,对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作为该领域中的重要角色,中国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卫生外交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特征。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卫生外交虽属低级政治领域,但已经并正在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多方面的,需要调动各方面的智慧来积极应对。     

统筹外交——对提升中国外交能力的一项研究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事业的90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独立自主、一元化领导、归口管理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外交经验,领导外交的能力不断提升。当前,中国外交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内政外交界限日益模糊、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交织发展、政府外交与人民外交比翼齐飞。面对新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立体思维,立体操作,打造内外结合、各方互动、官民并举的统筹外交,进一步提升领导外交的能力。     

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

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否还是天下共主?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不是具有独立主权 国家的性质?这是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两大关键问题,实际上也是 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作者认为,春秋时期的周王室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它没有军事实 力,缺乏经济基础,也没有支配和影响诸侯国的人财物权,不太可能仍然是天下共主,它 仍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与过去有性质的不同;春秋中后时期的晋齐郑等主要诸侯国也从 过去政治上从属于周王室变成了独立国家,而楚秦吴越等南方和西部的蛮夷部落成长为新 兴的独立主权国家,它们与近代的独立主权国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布局“留学外交”

<正>留学中国规模的扩大,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中国的留学外交布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缘政治、战略利益考虑而展开的。在今年4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卡里姆·马西莫夫被总统重新任命为政府总理。马西莫夫曾在20多年前先后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和武汉大学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去年10月,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并获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的穆拉图·特肖梅,当选埃塞俄比亚总统。马西莫夫和穆拉图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曾在中国接受较完整高等教育(而不是短期进修)的外     

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

国名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凝聚意义和符号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名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王朝时期(1912年以前),中国并没有将"中国"正式、长期和稳定地作为自己国家的名称,而是以王朝的名称代替国家的名称。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民族国家意识兴起后,作为民族主义主观构建过程的最终结果,"中国"才凝结成为中国的正式国家名称,构成了中国人对其身份的认同。然而,用民族主义叙述中国身份认同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与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欧洲民主意识先于民族主义产生,而中国却走向了其反面,同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且中国回归了大一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因为国名的确定而实现向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未完成"的国家。     

美国关于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研究述评

2005年下半年后,中国在外交战略上逐渐用“和平发展”取代以前的“和平崛起”.美国部分研究者对中国该战略产生的背景、战略内容、实施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及其积极作用都作了较系统而客观的分析,提出一系列可取的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当今美国政府理性制定对华政策并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对中国学者深入研究本国“和平发展...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中国外交进入多边时代

200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中国外交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和调整,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一点是,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显著增加,其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公民外交——以2005年“反日入常签名”为例

公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新近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05年反日入常签名是中国公民,借由网络签名请愿从事公民外交的案例。该活动是由中国社会部门、中国经济部门与离散华人社群所组织的。它们通过跨国联系发起网络签名请愿而进行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同时,该活动由于表达了广泛民意,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也影响了其他国际行为体,而成为中国公民外交的实例。     

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中法外交风波与中国新时期外交

2008年发生的中法外交风波是具有典型性的外交案例,其实质是法国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此,我们进行了把握方向、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法外交风波深刻反映了我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外交形势,证明西方对我国采取的既接触又遏制、以压促变的两手策略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加强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在新时代实现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伙伴关系外交步入新阶段,伙伴关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在价值理念、布局方向、建设目标等方面高度耦合,这种耦合也为二者进一步互助互补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未来一个时期,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需从加强机制建设、突出重点内容、推进对欧合作、管控大国竞争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从上海合作组织看中国“新外交”的探索北大核心CSSCI

在新世纪的外交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在内的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的"新外交"在安全合作、经贸发展、国际秩序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具体体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涉及大国博弈、地区合作、经济发展与文明对话等议程。在多边框架下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国家间的务实合作,坚持与世界其他力量的对话而非对抗,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地区的繁荣,这些既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新外交"的发展方向。     

国际多边合作发展中的中国外交

当今国际多边合作的广泛性、稳定性和民主性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倡导并积极开展国际多边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首选战略。中国倡导并积极开展多边合作,首先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要求,其次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再次是对当代世界一些重大问题认识转变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国际多边合作的基本战略是：以和...     

“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2年4月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大学、察哈尔学会、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文汇报》、《解放日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论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

整体外交是大国以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与利益攸关群体进行整体合作的一种外交范式。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双边合作型(1+N)、主动接触型(N+1)、地区互动型(1+N+X)和全球磋商型(X+X)。中国对中东的整体外交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开展全方位合作、运筹与大国关系、推动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体现出重进程轻制度、重官方轻民间、重经济轻安全、重微观轻宏观、重中央轻地方的特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重要手段,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既要重视中国参与的多边组织,也要重视既有的双边伙伴关系网,同时还应发挥中国外交优势资源。在整体外交推进过程中,中国应增强话语权,多渠道推动中国与中东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伴随中美贸易总量与不平衡的同步扩大,双边贸易的依存度也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出口市场依存的提升表明,寻求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商务外交的目标之一,但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因此,增加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对相互投资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利于美国维持超低利率水平,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间贸易与资本之间的高度互动。对中美和美日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的比较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市场相对于日本更开放,但由于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使得中国时常成为美国贸易政治的主要目标国。     

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并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动力和行动指引,充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促进新型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大国自信和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努力维护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价值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