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公民宪法权利救济

公民宪法权利是法治与宪政的精髓,要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在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则是最主要保彰方式。本文指出建立与完善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制度,有利于我国实现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与尊重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     

论宪法权利的实施

宪法权利的实施包括立法实施和诉讼实施。宪法权利的立法实施是从议会立法到行政立法的过程,规范行政立法是宪法权利立法实施中的关键问题。宪法权利的诉讼实施是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的过程,基于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特殊关系,通过行政诉讼实施宪法权利,将成为宪法实施的必然选择。     

从宪法事例看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宪法确认了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要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得以保障.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宪法救济制度,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一是当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抵触时;二是当没有制定规范性文件将宪法权利具体化而公权力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具体行为时.针对这两种情况,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宪法救济制度.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些宪法事例,说明在现有基础上有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必要.     

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之中国路径——以南非宪法法院判例为切入点

南非宪法法院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违宪审查判例受到宪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做法具有制度创新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效应。我们可以借鉴南非宪法法院相关判例,建立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的中国路径。在人民法院系统中设立宪法法庭,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设立宪法委员会,并且在人民法院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建立特定的衔接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     

和谐社会视野下以司法救济为核心的权利救济机制之建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提高社会矛盾化解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传统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必将相伴而生。新老矛盾交替,必将给社会稳定带来更严重的压力。针对当前权利救济文化缺失、矛盾化解资源配置不合理、矛盾化解程序设计不科学等问题,应切实转变观念、以民为本,积极培育权利救济文化,重新整合和合理配置各种社会矛盾化解资源,建立以司法救济为核心的权利救济机制。这是及时矫正改革偏差、排解社会怨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完善我国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思考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更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但当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保证公民权利的救济呢?加强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制度的思考,不仅是探究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最佳途径,也对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外宪法权利的司法实施研究——兼论行政诉讼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

宪法案例是西方宪政国家宪法实施的标志,探讨行政诉讼在宪法案例中的作用,有助于借鉴国外宪法实施的经验:在诉讼中行政法问题演变为宪法问题,宪法是处理权利争议的最高标准,权利是宪法司法实施的动力,社会转型为宪法的司法实施带来了机遇.     

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将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 ,并在刑事诉讼程序建构中尊重和实现这些权利 ,在司法体系中建立一种针对宪法性侵权行为的权利救济机制。然而 ,在被告人权利宪法化问题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只有在被告人权利宪法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以及未来以加强这种权利保护为标志的法律改革 ,才有其坚实的法律基础     

论公序良俗对宪法权利的保护——以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为视角

宪法实施的私法化,是通过将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具体化,使宪法权利包含的法律的基础价值准则作为公序良俗原则的重要成分,进而将私人之间侵害宪法权利的法律行为视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从而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判断产生影响。由于公序良俗条款含义的包容性以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尤其是宪法权利的特点,决定了公序良俗条款发挥宪法实施的私法化的桥梁和媒介的作用,是宪法权利及价值纳入私法领域不可或缺的具体路径。我国宪法第51条和民法通则第58条之间的共同性,使宪法权利私法化不仅具有宪法上的依据而且具有实行的条件。     

信访制度变革与弱势群体权利救济

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信访制度曾经完成了国家许多阶段性的控制任务.直至今天,对于弱势群体,信访制度仍然被他们看成实现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信访的救济功能到底是更有助于弱势群体维护权利还是更不利于他们实现权利救济,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信访救济属于一种逆法治的维权方式,对现有的法治框架下的其他救济制度是一种冲击.讨论信访制度应该怎样改革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和弱势群体维权的需要.     

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是实现宪法监督的关系——英美法系司法审查权的启示

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监督权,通常由普通法院和专门机关来行使,这些机关均享有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宪法监督主体享有宪法解释和适用权是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关键和保证。     

与时俱进的我国宪法权利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意味着对公约中人权条款的认可。与时俱进,用宪法原理说明在与国内法衔接中出现的法理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权利体系势在必行。     

论宪法上的生命权

宪法上的生命权与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民法上的生命权属于私权利,只能对抗私人主体对生命权的侵害;而宪法上的生命权属于公权利,可以对抗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侵害。生命权的私法保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将生命权入宪,建立生命权的宪法保障机制。在现代社会,宪法上生命权的功能已由消极的防御发展到要求国家积极的保护,但并没有否定传统的防御功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不仅仅在于生命权的入宪,关键在于生命权的司宪,建立司法化的违宪审查制度。     

从利益到权利——以正义为中介与内核

实现利益与解决利益冲突需要评价利益的正当性 ,只有获得正当性评价的利益才能上升为权利。平等、自由主体的共同参与是确立正义原则的前提 ,确立方式只能采用多数规则 (即民主方式 )。正当性评价的结果即正当利益 ,包括个人正当利益 (普遍的个人利益和“具体个人的善”)和社会公共利益。正当利益的制度化即权利。利益、正义与权利三者间的关系由此贯通。简单说 ,正义是评价利益正当性与否的程序 ,也是正当性评价的结果———正当利益 ;正义是权利的内核 ,亦是利益走向权利的桥梁。     

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

救济权是基本的法律术语，但是与人们对救济权这一名词的高度熟悉和救济权在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对照的是，对救济权的专门研究很少，甚至迄今为止，关于救济权的为数不多的概念界定仍然是模糊不清或带有浓重的部门法色彩的。基于救济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其依基本法理作出阐释，以明晰其确切所指和作为一种人权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救济权保护的理论模式和制度设计给出基本的理论前提。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

作为司法救济补充手段的信访制度,因其简便、经济、有效、全面的特点,被群众普遍认为是优于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救济方式,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救济期许,但由于当前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信访工作经常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必须对现存信访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完善与其相配套的运行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权利救济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信访制度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中的作用。     

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

基于中国的人权实践 ,对比两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 ,人权入宪应为新一轮修宪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设置人权有四类七种选择方案 ,宪法人权一般条款 +法律设置当是目前中国设置人权的可行模式。就修宪而言 ,应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 ,内容分别为 :尊重和保护人权 ,促进实现人权 ;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论作为日本宪法概括权利的"幸福追求权"

战后日本宪法的人权序言中包含了所有现代人权宣言所应具有的要素,并将自由权、社会权均一同视为基于"人之尊严"的、具有自然权性质的权利而加以保障.其宪法第13条后半段所规定的"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即为"幸福追求权".它是日本宪法"概括性人权"的总称,是推导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根据.在宪法学理上,它可容纳所有对人格的生存不可欠缺的概括的权利;而在宪法实践中,法院则借助个案通过宪法解释从而实现对于"幸福追求权"所包含的具体新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论发展权与宪法发展

将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导入以人权为价值内核的宪法,是发展权实在化和21世纪宪法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发展权的诞生发展了传统宪法的人权原则,并在人权主体、人权内涵和人权形式诸方面拓展了宪法人权的内容;而增进以人的全面发展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内容的发展权,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途径;发展权是对传统人权观的超越,必然要求重新审视宪法人权的主体、含义、构成要素,特别是集体主体人权的法律确证和司法救济问题,这些问题又必然给宪法哲学和宪政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物权的平等保护与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发展

我国新近通过的《物权法》确立了对公私物权予以平等保护的重要原则,该原则及其贯彻对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提出了挑战,它要求行政救济制度必须从实体、程序等方面更新一些现有规定,并重视行政救济制度对物权相关权益的平等保护,来实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物权较彻底的平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