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

黄道霞把他参与整理好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拿来送审,内容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实录。简报送到办公厅,很快就印发了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是讨论修改宪法,二是讨论新的五年计划,三是讨论战备问题。前两项议题中央都有文件,中央委员们报到后,就人手一份新宪法的修改报告和五年计划草稿。到这时,“文革”进行了4年多,毛泽东几次下决心结束“文革”都没能如愿。新宪法的制定表明我们党想跳出“文革”的圈子,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转向经济建设。但是会议召开两三天后…     

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自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在这次全会上,雪峰同志作为华北组的组长、主要召集人,因为签发了华北组8月24日下午大组讨论情况的二号简报,被指责为“抢先”抛出“六号”反革命简报”。1970年底,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主要因这项罪名,被说成“紧跟陈伯达反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又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大将”,进而被“永远开除党籍”,解往安徽,关押长达九年之久。我作为九届、十届候补中委,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被编在华北组,经历了各组大讨论,了解讨论发言的情况,目睹了雪峰同志主持讨论的情形。负…     

南柯一梦:"文化大革命"中的张春桥(下)

又升了一步毛泽东的三条决定一下达,庐山会议的风向骤变,由林彪等人鼓吹天才论、鼓噪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一变而为批判陈伯达、责令陈伯达检讨、追查风源。林彪一伙由此而翻了船。庐山会议后不久,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再往后不久,毛泽东亲自南巡,揭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温都尔汗自我爆炸。至此,张春桥算是渡过了又一个险滩。庐山会议后,张春桥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抓住这个机会,又活跃起来。什么批陈整风啦,批林啦,揪林彪死党啦,张春桥都是走在前边的,而且他拿出来的措施…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中共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读书热潮

正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按照会议既定议程,"读书"在毛泽东拟定的《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被列为第一个议题。从这一年11月初开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开始落实"读书"计划。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党内逐渐兴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读书热潮。这次读书热潮的大致情况和历史内涵是这样的。     

晚年陈伯达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已经沉寂了10年的陈伯达。陈伯达已经老了。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在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     

华北会议与北京军区大改组（下）

看了“六大罪状”———毛泽东越发感到不清楚了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感到要抓军队。有人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有好几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突然袭击”,没有想到与会的那么多代表上了林彪等人的当,要求设“国家主席”。———到底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还是那些人起哄?是预先策划好的一场阴谋,还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军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副统帅林彪。当时,对庐山上的事情,毛泽东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在会上批了陈伯达,…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在1970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绕在军队指挥问题上的提法,陈伯达、张春桥各执己见,争论不休1970年7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43周年所写的社论,题目叫做《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为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陈伯达

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人们对于陈伯达还活着,感到惊奇,同时,也勾起了对陈伯达问题的回忆。此时人们看到的陈伯达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庐山会议旧址及领袖旧居群(上)

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通称为庐山会议),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上有庐山会议旧址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多位中共领袖人物旧居。     

庐山会议旧址及领袖旧居群(下)

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通称为庐山会议),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上有庐山会议旧址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多位中共领袖人物旧居。     

毛泽东手书《庐山谣》的时间是1961年

近阅谢春涛所著《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书中第60页里写道：“他（指毛泽东──编者）还手书李白诗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在末尾注明：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四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事实上，毛泽东题写李白这四句诗的时间，是在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并非是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时。末尾为“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请同志”，而非“庐山常委诸同志”。1961年8月对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陈伯达与江青的明争暗斗（上）

江青与陈伯达相识较早,并且在一起工作过。“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合作过,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期间,二人却有了矛盾。后来,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和心不和的两个毛泽东的秘书早在1939年春天,陈伯达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伯达仍然担任着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于1956年成了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主管毛泽东的生活方面的事。由于二人工作性质不同,工作上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在平时,面子上也算和气。但陈伯达…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前后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是人民日报社,中央派去的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当日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为此联名向毛泽东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组。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未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历史研究》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历史研究》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的历史类学术刊物。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第一任主编、副主编分别是尹达、刘大年。刘大年后来在《（历史研究）的光荣》一文中说：“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历史研究》的创刊有直接联系。陈伯达曾经对尹达和刘大年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1956年1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     

毛泽东为何倡议创办《红旗》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将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而且除了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张春桥与姚文元（三）

自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毛泽东决心用非常手段解决内部分歧。1966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伯达决定成立一个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吸收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员参加。这些人参加进来，不光是起草文件。实际上是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干部，直接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