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实现治理结构的均衡;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实现政府权力的限制与收缩;理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优化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机制.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外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的国际区域合作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区域合作遭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干扰和阻挠。非政府组织干扰中国的区域合作有国内、国际双重因素。在国内层面,针对中国区域合作项目的抗争行动内嵌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政府执政能力不足、资源开发中原住民的边缘化以及快速的民主化转型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并与国家发展中的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非政府组织赖以动员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际层面,部分非政府组织成为西方国家遏制和削弱中国的棋子。中国需要扭转区域合作中过度依赖政府间关系的导向,重视非政府层面的联系。同时,需要促进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投资,发挥私营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积极功能,并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消解非政府组织赖以动员底层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基础。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习惯的适用

在"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明晰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习惯的法治底蕴,研究出民间习惯适用的规范路径,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共建共治共享"的命题内含着鲜明的协作治理的实践底蕴,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场域中,社会治理的过程绝不是国家公权力单向度地对社会进行管控,而是一个社会与国家公权力良性互动的过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习惯的重要功用使得我国在未来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间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统一",实现国家治理规则的多样化发展。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和关键——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的、资本的利益驱动受制于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互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为价值追求,按照协商民主原则进行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分离,这种分离已经从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消除了二者根本对立的根源,以劳动本位取代了资本本位,确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社会与国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治理理念的盛行和实践,非政府组织已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已成为政府发挥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帮手。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与监管,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我国,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既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非政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和自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非政府组织、地方治理与海外投资风险——以湄公河下游水电开发为例

近年来,在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反水电大坝的社会运动压力下,湄公河下游大规模水电开发的海外投资风险不断上升。下游各国通过吸引外资对跨界水资源进行水电开发以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但在湄公河下游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下,这种水治理形式引发了地方村社的不满,并逐渐转变为一场要求重构水资源治理权利的行动。湄公河下游非政府组织以"保护湄公河与地方居民权利"为共同信念,积极倡导地方治理规范,构建了一套关于地方治理的信念体系。同时,他们还通过框定与联系战略,建立"水电发展与脆弱群体权利"、"政策参与与公平正义的人权"等新议题,试图解构国家对湄公河下游水资源使用与治理的合法性。进而,他们通过建立倡议联盟、采取大规模动员等敌对性策略,最终将对国家管理的分散性不满,转化为要求进行地方治理的集体行动,并诱发了水电发展海外投资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因此,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海外投资主体须关注所在国地方民众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应重视当地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网络对投资的影响,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交流,更主动地掌控那些影响投资的风险因素。     

对非政府组织概念和性质的再思考

由于语言、习惯或者意识形态等的原因,"非政府组织"这个来自联合国的英文概念,在现实当中演绎出若干种不同称谓。如果寻找一个纯粹中文概念来与"非政府组织"相互替代的话,"民间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就非政府组织的特性而言,在理论界已经形成大体共识,但对这些人云亦云的特性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则有必要进一步揭示与分析,这关系到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管理的境界与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内涵厘清与体系架构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是以中国特殊的基本国情为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组织理论为指导,涵盖了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多种第三部门组织,具有中国社会属性的一种组织形态。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是"第一要义、价值核心、根本目标、基本要求"四大内容有机结合的统一体系,社会性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价值核心,实现社会和谐是根本目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是基本要求。厘清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组织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浅析我国城市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治理理论的兴起,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治理,可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高依法治市水平。但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治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包括法制建设滞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职责不清、非政府组织发展不成熟、资源动员能力弱、资金来源匮乏、内部管理较差、考核无章可循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西北民族地区的活动及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西北地区民族地区存在形式多样,背景复杂,目的政治性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以民族问题、人权问题为借口,以非政府组织为工具,向中国输出西方价值观念,挑起中国少数民族分离情绪,煽动民族仇恨,进而达到破坏我国安全与稳定的战略目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插手我民族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干涉我基层政权,防止非政府组织异化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力量,必须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对西部高校的渗透,防止其在中国西部导演以民族问题为借口的"颜色革命"。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提升人大工作水平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公民社会理论与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

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社团革命”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即公民社会理论。从国家与社会二元理论结构基础上发展出的国家、经济、社会三元理论，将公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经济控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心话题是如何建立具有自治、自主、自律性的包括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的社会组织。从非政府公开行政角度，我们可以将由非政府公共组织实施的非政府公共行政大体分为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民间志愿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类。非政府公共行政凭借非市场、非政府机制运行。     

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

当下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文化政策转型,正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文化政策的发展与转型轨迹,从治理逻辑角度诠释我国文化政策的主导逻辑及其转变动因。首先,我国文化政策的原初逻辑是"党的革命理念"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其次,我国文化政策的变革创新是向"国家文化领导权"与"市场经济理性"的同构逻辑转型。再者,当今中国文化政策新转型,是迈向"公民权益理性"的文化治理。这种转型的实质在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从阶级政治的斗争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并从经济理性迈向回归人本价值的文化治理,最终完成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论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缘起及应对

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出现的新动向呼唤研究视角的创新。外部冲突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本研究的创新意义在于前者用全新的视野考究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缘起（动因）,从关于冲突合理性的判断中可以得出农民工与社会的冲突不是根本利害的冲突．治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不是以取缔为上策;后者将单一层面治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扩充到国家、社会、农民工层面．从而探寻了一条应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新途径。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法制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法学上的一个新兴概念,然而关于非政府组织调整的法律与管理机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影响了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发挥。从法治的视角对现行有关非政府组织调整的法律与管理体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相关制度的重构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准入制度与管理制度、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扶持措施以及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建设等。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初探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自从1979年到中国开展活动以来,在为中国环境治理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活动不规范、没有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及从事了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有关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磨合,环境领域与国家安全机制之间缺乏互动机制。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须促进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相应立法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体系的和谐发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我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