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与“非诉”的区别及启示

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是为了解决行政机关的执行权而设置的,法院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审查、规范并监督行政权。而在运行中,这一制度却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弊端。美国的执行诉讼制度有着和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相似的适用前提,但不同的制度设计,使其与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区别。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分析及对策思考

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中的一种,强制执行权在各国多有不同。我国的模式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目前,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上升快执行难的现象,也凸显出了很多缺陷。为此,通过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分析,力求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有益的对策思考。     

我国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嬗变与实践困境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目前存在司法权与行政权混淆、申请期限认定不明、审查标准不明确、不利于被执行人的权利救济、执行力量薄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统一审查标准、分立司法权和行政权、确立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或听证或上级法院监督的救济制度、实行裁执分离的执行模式等方法来完善。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完善途径

非诉行政执行的案件远远高于行政诉讼的案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诉行政执行中当事人对于行政决定是持认可态度。行政诉讼法出于充分保障公民救济权利的需要,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于此同时,如果单行法没有对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另作规定,行政机关若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要等待法定期限届满,这无疑是对行政效率的延误。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应改变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完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的催告程序、扩展间接强制执行的种类和实施主体。     

行政强制的理论定位：冲突与选择

行政强制权扩张的必然性和公民权益受损的可能性构成了行政强制理论前提的內在张力,行政强制权的实施以不侵害公民基本权益为底线.公正和效率是行政强制价值取向的两种表现形态,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公正是行政强制首要的价值选择.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目标是限制行政强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权利本位是行政强制的根本宗旨.司法机关执行模式和行政机关执行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悖谬,确立法院审查行为和行政机关执行行为严格分开的制度是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建立我国的执行诉讼制度

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在解决行政机关的执行权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与非诉行政执行相类似的是执行诉讼制度。执行诉讼制度不仅能够解决执行行政决定的问题,而且可以给行政相对人更大程度的保护,对行政机关进行更全面的制约,执行诉讼制度的确立是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社会管理中行政权的司法制约

行政权力应当随时接受司法权的审查与监督。因为行政权具有的物质利益性,增加了其被滥用的机率。行政权自身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也驱使其容易主动滥用。维护法律制度保障的司法权,具有运行程序严格、法官遴选制度独特、审判独立等特征。必须确保司法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     

行政判例制度：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实现机制

行政法制由立法、执法和司法审查三个环节构成,立法是设定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过程,行政机关与公民处于平等地位;执法是依法行使职权,实现公民权的过程,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司法审查是通过行政纠纷的解决依法保证公民权,监督行政权的过程,公民处于主动地位。无论是执法还是司法,行政法法制的重心是平衡,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本文通过对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石的平衡论基本观点的分析,具体论述了行政判例制度在平衡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中的平衡作用,运用平衡论阐释了行政判例制度的平衡性与引导性价值取向。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选择问题分析

19世纪初,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差别,形成了世界各国各具特色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问题实际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即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选择,影响着法院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分配,也影响到彼此之间的职权范围。以我国最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为依据,分析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非常重要的执行主体问题,希望能够完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以进一步推进行政法的发展。     

析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作为规范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的法律规范之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现在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仅是一部法律的颁布或执行，而是在我国行政法制化的一个推进剂。尽管这部法律还在讨论之中，但基于保护人权与加入WTO的需要，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