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食洋不想化”

在《关于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回避的几个问题》（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作者汪金国、汪毅刚指出了“食洋不化”与“食洋不想化”对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危害。作者认为，食洋而不想化，是心理问题，是态度问题，是主观问题，是危害最大的问题。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意义

林宏宇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人类的发展事业理应负有历史使命。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在发表于《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的《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一文中指出：有关国际关系学之“中国特色”的讨论，近一时期重新热烈起来。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加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论点论据，例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三个源泉”的看法（即中国古典中的精华、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进思想成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的新鲜经验）；二是中国实践达到新的阶段，国内外都要求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把和平崛起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普遍性的价值，它的建构需要理论工作者带着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使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学术价值，而烙上了政策目的。这是一种错误理解。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科学主义陷阱”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自从其诞生起，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从始于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到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再到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作观之争，以至90年代后显现的“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人权原则”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杨闯教授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1期发表的《“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人权原则”、“民主原则”等国内政治原则运用在国际关系中，严重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美国等国以“人权原则”为理论盾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造成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以自己的“民主模式”改造他国的行为，则是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背道而驰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存加深，同时实力原则和强权政治仍在起作用。应认清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所面临的挑战，以避免“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成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中,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通过考察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提出了自己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刘教授肯定斯坦利.霍夫曼的说法：＂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张德广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8期）中，对“我们是否能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给出了明确回答，认为应该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涉及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以发现客观规律为目的，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同一事实七则报道七点献疑

《中国保险报》1995年12月1日版、《新华日报》1995年12月2日版、《法制日报》1996年1月5日版、《中国保险投》1996年4月2日版、江苏省公安厅《警方》1996年第3期P15、《保险与风险》1996年第3、4合期P46分别以《平静的海面沉了船》（下称“中国保险报讯一”）、《神秘的“海难”事故》（下称“新华日报讯”）、《东海上，有一艘船沉了》（下称“法制日报讯”）、《船上凿两洞骗赔100万》）（下称“中国保险报讯二”）、《沉船真相──—江苏首例沉船骗保案侦破纪实》（下称“警方讯”）、《对一例船舶保险骗赔案的思考》（下称“保险与风…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一文中，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括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在前理论阶段，没有对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明显的标志是学理理论的缺失。文中把这一阶段界定为1978年至1990年，     

超越西方范式，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化”之路——“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9年6月11—12日,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办、以“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为主题的国内高级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27所高校、科研院所的8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欧洲研究》和《国际观察》等多家国际关系学术期刊的主编、编辑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这个主题,分三个议程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应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中强调,中国学者应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放一放,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亚理论”——读杨曼苏教授主编的新著《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

理论、历史和现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 3个主要领域。按照通常的看法 ,由于理论之目的在于阐释国际关系的内在联系与规律 ,因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两年来 ,由中国学者编写或翻译的一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相继出版 ,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阶段。而在其中 ,由云南大学杨曼苏教授主编的《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以下简称《导读》)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于 2 0 0 1年 8月问世 ,又为这一良好的趋势增添了新的色彩。理论与“亚理论”　　杨教授新著的一个特点 ,是他在该书中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     

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争鸣——“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一文,因其理论建树和原创性思考在国际关系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政府采购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江涌在《政府采购与国家安全的经济学解读》（《中国招标》2007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政府采购的货物、服务、工程和设施等往往会涉及一般商业交易所没有的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有相当一部分信息是属于商业机密），而国家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混合性公共产品”与“纯粹公共产品”之分，国家安全属于“纯粹公共产品”.     

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

张曙光在《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中认为,冷战国际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相结合应该成为国际关系跨领域研究的有益尝试。（1）冷战国际关系应该成为检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2）冷战国际关系应该成为设定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参照体系,研究者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对议题进行重新设置,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缺失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为此，王逸舟教授认为，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其次要在一些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最近十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教师和研究者所承担，他们的外语比较好，很容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等地左派思想家的批判性论述，对诸如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深刻矛盾、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等现象加以剖析。然而，这一时期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的现象。从研究方法观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依然是多数人遵循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有一些人借鉴“西马”角度，从反对帝国主义新霸权、强调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入手；最新的动态则是，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如何创造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为人类未来、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模式。     

如何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长和在《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要使国际关系成为受其他学科尊敬的学科，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进行探索，一条是走思想史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走经济学发展的路子。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思想史的道路需要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从人类政治思想历程中寻求对国际关系的解读，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政治思想对国际体系进程与国际秩序设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研究中给国际政治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国际关系的秩序法则、道德律令、正义原理、价值分配、文明共客等等，都是思想史研究途径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规范的手段进行研究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有专门刊登以计量统计和数学模型分析国际关系的学术刊物，方法论的研讨在那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检验是判别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整体上欧美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精密科学和实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