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学者们对其内涵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主张宽严并举,有的主张以宽济严。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来看,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应当全面解读,其所包含的科学内涵应是全面而完整的,既包括“从宽”,也不排斥“从严”。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它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在定罪、量刑和行刑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     

扫黑除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黑恶势力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个人、法人的利益,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扫黑除恶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于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要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判处刑罚,严格刑罚执行,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应当考虑依法从宽,做到区别对待,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关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处罚上，忽视教育、感化、挽救的过程；办案工作模式不成熟；没有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独立的检察规则。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机构和程序制度，建立案前调查机制和案后跟踪调查制度，办案中合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及其贯彻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犯罪和犯罪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处罚目的等原则为依据而提出的,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阐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赋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丰富的内涵,论述了贯彻落实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司法途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理论再认定

我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于该政策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其基本内涵应是宽严之“济”,区别对待.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构,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修正和变革,同“严打”政策存在并存空间,也是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如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贯彻严打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包括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赋予了严打政策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准确界定严打政策的定位,准确把握严打政策的内涵.     

如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贯彻严打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包括：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赋予了严打政策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准确界定严打政策的定位，准确把握严打政策的内涵。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并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限制公开制度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刑罚一直试图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犯罪未成年人轻罪记录限制公开,不仅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评价体系、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客观需要。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公安刑事执法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提出的,公安工作中的侦查执法活动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安工作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内涵,转变执法指导思想,并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将"宽严相济"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遏制、减少犯罪,以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宏观考察——以基本刑事政策为视角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分别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贿赂犯罪的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贿赂犯罪科学立法的重要保障。为了在贿赂犯罪立法中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改变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处罚宽严失衡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立法前瞻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的立法权过分扩张与司法权紧缩的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从报应性正义回归到恢复性正义,对未成年人的处置要体现保护主义原则,但由于公众对相对不起诉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无非刑罚化处理方法等原因,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遭遇了困境.故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蓝本,全面认识相对不起诉的价值取向,加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不起诉制度,并确保该不起诉裁量权被正当且有效地行使.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过分强调犯罪记录的警示作用可能阻碍未成年犯罪人积极进行改造以重新回归社会，并会对其人格重塑和思想改造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能够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提倡的非刑罚化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惟其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才能够真正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以实现制度与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完美配合。     

对腐败犯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考量——兼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

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未成年人适用累犯制度之剖析

《刑法修正案(八)》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扩大特殊累犯成立范围的同时,将未满18周岁的人排除于一般累犯的适用范围,但是基于法律语言的不周延性,理论界对此新规定的理解不尽相同。以年龄为分界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都不按普通累犯处理的"一刀切"做法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构成特殊累犯,却明显与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价值目标相冲突,建议对犯后罪时虽已成年但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应适用一般累犯规定从重处罚。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视角出发,寻求"法"与"理"的平衡,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

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高效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