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感

正"史"字宣扬着公正、正义的史官精神以前,看说文解字,因"史"而感动。史,记事者也。从叉持中。中,正也。此字本意,指史官,其结构,下方一个"又"字,象征一人之手,上方一个"中"字,取意正大光明。此手,刚劲有力,挥舞于书简之上,记天下不平之事。此中,堂皇大气,高悬于印堂之前,禀本人高贵之心。这个结构,是造字者对记事者最大的赞美,而记事者们,用     

也谈领导干部引咎辞职

《读书镜》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了。”象宋太祖这样的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共产党的史官，要有史官的风采

共产党的史官，当然要有史官的风采。这就要求史官要有史家的风范、史家的眼光、史家的见识，吏家的良知。作为执政党的史官，我们应当具有怎样的风采呢？     

仓颉故里行

仓颉故里在陕西白水县史官乡,辛卯春日,我去那里参加祭祀活动。每年谷雨节祭祀仓颉,在这里绵延了数千年,"史官乡"因此得名。熙熙攘攘的路人,个个带把伞。每年这一天,白水人都盼这场雨。当年仓颉千思百虑,受启发于鸟迹、兽足、龟背纹各种图象,创造了最早的28字鸟迹书,     

历史杂感

正以前,看说文解字,就因这"史"而感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此字本意,指史官,其结构,下方,一个"又"字,象征一人之手,上方,一个"中"字,取意正大光明。此手,刚劲有力,挥舞于书简之上,记天下不平之事。此中,堂皇大气,高悬于印堂之前,禀本人高贵之心。这个结构,是造字者对记事者最大的赞美,而记事者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他们没有愧对这个结构。     

由史公之笔看先秦史官的素质与精神

作为"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的先秦史官,负有掌管天文历法,记注时事,文书撰写,保管图籍,备王顾问等重要职责。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所形成的一些职业素质、人格品质,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优良传统。先泰史官也是我国秘书工作的鼻祖,他们履行职责、忠于职守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务实态度;大胆进谏、参谋咨询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等种种优秀职业素质的表现,都是现代秘书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治”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举世瞩目。事实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既揭示了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也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道。具体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善"治"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根本价值取向,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源泉。作为战胜疫情的两大利器,科技创新之"智"与文化引领之"力"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     

构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之初步设想

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俗学"与"俗史"研究得最充分、进展最大的是文学,其次是史学.虽尚无人出版一部<中国俗史学史>,但毕竟已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进展最慢的是哲学,至今还没有人提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这两个概念.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它们代表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建构"中国雅哲学(史)"之努力.但从他们对于"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看,还应有一个"中国俗哲学(史)"的存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领域之观点,既都有上位与下位之别、雅与俗之别,我们能构建出一部"中国雅哲学(史)",当然就有可能构建出另一部"中国俗哲学(史)".就其地位看,"中国俗哲学(史)乃是中国哲学(史)之"重心",没有"中国俗哲学(史)"之复兴,便没有"中国哲学(史)"之复兴;没有"中国哲学(吏)"之复兴,便没有"中学中理"之复兴.     

有感于宋太祖“畏史官”

《读书镜》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了。”象宋太祖这样的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此事使笔者联想到这样一件事:建国初期,陈毅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每当在重大建设项目和大项开支的请示件上作批示,签字的右手就禁不住地“直发抖”,生怕一笔下去,有所纰漏,对不起党和人民。赵匡胤乃封建帝王,陈毅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因“怕”而折射出肩负重任而负有的自律意识却有其共性。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     

共产党的史官，要有史官的作为

党史工作部门、党史工作者是干什么的？总体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就是为党为国存史、资政和育入。作为党的史官，应当忠诚地履行史官的职责，完成好存史、资政、育人的各项任务。     

老子与图书馆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一座极为壮丽的宝库,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在的图书馆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早在我国夏朝就已设有史官掌图书法令之职。据《史记》记载,按现代的称谓来说,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是老子。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倾其全部心血写成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典籍,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其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二十四史》的范式.《史记》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它的问世,把历史散文推向了高峰,鲁迅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字子长,出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个信奉黄老思想的史学家.司马迁从10岁开始背诵古诗,20岁到各地游历,"行万里路",见多识广.司马谈临终时,希望他继承父业,"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奉父之遗命,开始写作《史记》.后因遭遇"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     

有效驾驭“有功之臣”的艺术

如何驾驭"有功之臣"?中国历史上的为政者大体有这么三种做法:一是害怕有功之臣"功高震主",对他们杀之、弃之.众所周知的"刘邦得地诛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火焚庆功楼",就属此种类型;二是对有功之臣敬之、捧之、崇之、畏之,直至宠坏了功臣、宠败了事业.     

史官的风骨

我国史学年代悠久，历史文献卷帙浩繁，绵延不辍，有“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之说。其实，“史”，一开始并不是指哪本书，而是指人，就是那些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文心雕龙·史传》中就写道：“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     

史官的风骨

我国的史学年代悠久，其历史文献卷帙浩繁，绵延不绝，有“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之说。其实，“史”．一开始并不是指哪个学科或哪本书，而是指那些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文心雕龙·史传》中就写道：“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     

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显现一种重人伦教化的人文精神，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更是散发着人文精神的生命气息。综括观之，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发端于上古原生态史学，奠基于先秦时期繁荣的史官文化；而以司马迁《史记》成书为标志，人文精神成为史学传统的鲜明旗帜。     

“中国之治”概念考

"中国之治"是十九大以来理论回应中国治理实践的最新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但仅从"中国之治"这个四字词语的提出来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可考证的资料中,苏轼最早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从而将"中国之治"与华夷论相连。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根据"中国之治"的词源学意义与十九大以后"中国之治"在学术界"复兴"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实语境的"中国之治"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是中国之智,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二是中国之制,即中国式治理方略;三是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愿景。当然,对"中国之治"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结合"中国之治"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语境,在使用与传播这一概念时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分清"中国之治"的应然形态与实然形态,处理好作为工具的"中国之治"与作为目的的"中国之治"的关系,注意将"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相结合。     

新时期“红色湘女”精神传承的动力机制研究

一、新时期"红色湘女"精神的特征和传承的意义(一)新时期的界定新时期研究是党史研究的最前沿,其成果以实录为主,专门写史的书不多。传统的史官以"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为准则,研究者与研究的历史保留半个世纪。新时期的历史研究趋势是,离自己所处历史时期越来越近,历史研究越来越接近现实。现在,党史学界对新时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和进展,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的研究上甚至有了相当的深度。对于新时期起点的界定,大致上有以     

“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不绝于耳,赞同者有之,效仿者亦有之。相比较国外学者热炒"中国模式",国内的媒体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显得比较谨慎。明晰"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僵化、不教条、不照搬、不固化,永葆"中国模式"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