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范围的比较与借鉴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是仲裁司法监督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确立仲裁监督体系的关键。对仲裁司法监督范围的探讨涉及两个主要问题,即仲裁司法监督的模式和仲裁司法监督的体制。本文在对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和不同国家仲裁司法监督范围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借鉴其合理内容,统一我国现行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监督范围,并确立司法监督为对仲裁程序的监督。     

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评议

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实为仲裁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又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在界定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之实质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学术界关于监督的标准及内容的有关理论纷争，并在参考国际上关于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立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对于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应采用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统一在仅监督程序性事项的模式之主张。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模式的几点思考——兼评“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

随着我国对外商事交往的发展，国际商事纠纷日益增多。国际商事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以其快捷，简便的优点适应了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但这种方式需司法因素的介入，对其监督，以保证商事仲裁的公正。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国内学者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笔者在两者基础上加以辨析，从广义的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角度出发，以及对仲裁公正性的自身理解，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提出了在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应以程序监督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实体监督。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也是遵循这种做法的。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监督

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程序问题或者实体问题以审查仲裁协议效力和仲裁裁决之效力及可执行性等方式进行监督,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司法监督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却也挫伤了仲裁的独立性。因此,司法监督本身也应置身于一定的监督之下。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模式的理论反思

商事仲裁自身的权力属性、国家司法的正统权威性以及商事仲裁效果的柔弱性决定了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正当性。从商事仲裁的本质、性质及其价值都决定了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当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统一在以程序监督为原则,非依当事人授权不得涉及实体问题的标准下。     

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法院在认定何为"法定程序"和"违反法定程序"时,存在的问题有:在认定何为"法定程序"时,将某些实体问题认定为程序问题以及将属于仲裁庭裁量范围的问题,纳入司法监督范围;在认定国内商事仲裁"违法程序"是否可以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决时,极易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依据———仲裁法与当事人所选择的仲裁规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立法上,存在问题有:我国《仲裁法》中有关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过多,且未规定当事人的程序自治权。与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相比,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未将仲裁法列为认定仲裁程序正当的依据,且未要求与仲裁规则不符的仲裁程序须达到可以影响正确裁决的程度。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在解决商事纠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也因此而显得重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应贯彻经济性的观念,因此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司法提出相应要求。     

我国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及其修改与完善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了国内法院只对涉外商事仲裁案件进行程序审查的潮流。但我国涉外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范围,司法审查的法律程序及对司法审查结果的处理仍存在不足,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正和完善我国涉外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建议。     

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为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之一的商事仲裁之所以能够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其独特优势的发挥.商事仲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则取决于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宽严对商事仲裁的适用以及优势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因而我国应完善商事仲裁制度,发挥商事仲裁优势、扩大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放宽商事仲裁司的司法监督,从而使商事仲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中国仲裁监督机制及其完善

中国仲裁有内部监督、行业监督和司法监督等三种形式,以司法监督为重心。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有关法院监督仲裁的范围,分析了中国法律界关于中国仲裁监督机制的不同观点以及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对于中国仲裁监督机制的改进,本文并不侧重于构建各种具体规则,而主张确立支持仲裁的观念、在仲裁的司法监督上强调严肃执法、确立仲裁员道德规范及审慎确定司法监督的范围。     

构建我国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初探

我国现有的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存在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围绕不同的主体形成不同的具体监督制度,包括当事人的制约、仲裁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仲裁协会的监督以及法院的司法监督。各具体制度相互配合,共同保障着仲裁基本价值的实现。由于仲裁的本质是民间性,民间性意味着自治性,包括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仲裁委员会的自治。它使得对商事仲裁的制约与监督从根本上而言应当是以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制约与监督为主,应当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应当是以仲裁委员会的内部管理与监督以及行业性质的制约为主。而司法性则要求对商事仲裁的公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的司法监督)应当存在,但其应当是一种必要的、辅助的监督方式。也即对仲裁的监督与制约应注重防范,强调仲裁委员会的内部管理和监督以及仲裁协会的行业管理和监督。     

完善国内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的法学思考

现代商事仲裁制度的兴盛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背景原因是司法的支持与最终保障。但是对于司法监督的尺度、标准与范围问题各国做法却各不相同。特别是在现代化仲裁制度尚在培育之中的中国,有关仲裁司法监督问题,仲裁机构与法院,仲裁员与法官,理论界与实务界立场不一、观点各异。本期主题研讨即将目光再次投注于仲裁司法监督相关问题,从不同角度倾听不同的声音,目的不在于求得观点的统一,而是希望对中国现行仲裁监督体制的完善能够有所裨益,最终实现以司法监督提升仲裁质量、促进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制度宗旨。本刊编辑热忱欢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各界同仁就本期探讨的话题继续发表有价值的观点。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实践为视角

本文统计了自2002年至2008年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案件的基本情况,对案件的特点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加以分析和评论,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建议和设想。     

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新论——基于“需要干预论”的视角

国内法院应否干预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理论界存在争议。根据国际上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立法和实践模式及发展趋势，以及对“全面监督论”和“程序监督论”两种学说的评价，本文认为中国仲裁立法不应局限于“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两种观点，应引入“需要干预论”，即关于法院应否监督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和国家的需要。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依据，它关系到或仲裁或诉讼的问题。如何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定论。本文以一起国际商事案件为例，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和解释两个方面，探讨如何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     

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路径探析

商事仲裁因其意思自治、高效灵活而备受商事主体的青睐,然而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利用仲裁的优越性提起虚假商事仲裁,严重损害仲裁公信力、侵害案外人权益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仲裁的监督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在现行仲裁法律制度下检察监督存在法律地位不够明确、效果不突出、线索来源不足、合力不够等困境。可从构建“四方”虚假商事仲裁监督格局、明确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监督方式、以数字检察为切入点寻找线索破题之法、形成虚假仲裁打击治理合力等方面,完善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路径。     

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主要针对程序性事项

仲裁的司法监督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事后监督,即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本文在对仲裁司法监督做基本介绍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仲裁制度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国际仲裁规则的发展趋势,界定了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文中认为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应限定为对程序性问题的监督。     

论新时期我国仲裁司法监督范围的调整——以一组数据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在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这一问题上,理论界一直分歧严重。选取实践中某市中级法院一组仲裁司法监督案件的数据,通过实证调查和分析,不难看出,司法实践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程序问题作为司法对仲裁的主要监督范围。在新的时期,无论从理论高度还是实践需要而言,将我国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限制在程序性问题上均具有其必要性。与之相适应,在仲裁司法监督的方式上,应只规定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而废除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制度,以更好地实现我国司法对仲裁的程序性监督。     

论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程序审查

程序审查是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在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程序审查的范围和认定程序违法的标准问题上,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并非所有的违反程序规则的行为都可作为认定程序违法并进而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只有那些违反程序规则的行为严重到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时,才可认定仲裁程序违法,并进而考虑是否撤销仲裁裁决。这样才符合法律建立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原旨和目的。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的几点思考

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是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本文探讨了当前世界各国在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问题上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现状,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制度的重构提出了理性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