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影响了PPP政策的创新扩散？——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治理理念创新的有效践行。借助政策扩散理论和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在地方政府间的扩散。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学习机制、模仿机制是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对PPP政策创新扩散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有助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积极因素”是否真的有效，从而可以在更多维度上揭示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逻辑。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政策采纳与执行力度——基于281个地级市的比较分析(2010—2021)

韧性城市作为一项城市减防灾和风险治理的理念已进入我国政策场域,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成为中央政策倡导。在实践中,“安全发展示范城市”政策成为韧性理念在全国扩散的主要代表。传统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多关注政策采纳与否,而忽视政策执行力度。本文基于政策采纳与政策执行力度的双重视角,收集我国281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2010—2021年的数据,从组织结构、行动者特征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安发”城市政策被地方政府采纳和后续执行力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力度的驱动逻辑有其共性也存在差异,省级推力、同级竞争压力、城市行政级别以及社会经济特征同时影响了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力度。中央信号是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显著影响因素,但对政策持续推进的影响不显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政策采纳的影响不明显,但却明显阻碍了政策的持续推进。本研究首次全面描绘了韧性城市理念在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实施情况,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政策扩散和执行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试点项目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以住房租赁政策为例

制度化过程对于实现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尤为关键。受到自上而下政治权威影响的试点项目是理解政策制度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论文借鉴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起“规制—模仿—规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住房租赁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为例,探究了财政激励型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对政策制度化过程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激励型试点项目主要通过隐形压力与直接激励形成的规制性机制推动政策的时空扩散,地方政府在此情境中采纳试点政策的行为多是由制度供给所驱动;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除了规制性机制的直接作用外,还通过模仿性机制增加地方政府所感知到的横向压力进而间接地推动政策的扩散;且在规范性机制的作用下,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使得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驱动力从制度供给转变为制度需求。研究表明,试点项目能够通过推动政策的广泛扩散和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来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进程,但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作用于制度化进程的程度和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央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政策情境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并调整激励或授权的强度,这种灵活性正是中国政策试点制度的重要特征。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基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更是一项伟大的扶贫事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效果,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决战的胜利,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政策执行过程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政策执行困境,包括理想化政策本身存在的内在限制性、政策执行主体能力不足和职能部门间协调性欠缺、政策目标群体参与的意愿和积极性不够强烈、政策实践环境欠佳等。有效破解当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迫切需要建立政策跟踪反馈机制、着力提升政策执行能力、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和脱贫的内生动力、全面优化政策实践环境。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理论分析与浙江经验

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其实质就是政府推进自主创新的改革过程.自主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决定了自主创新政策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不同时期不同自主创新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形成了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阶段,不同阶段的自主创新政策变化反映了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经历了单项推进阶段、组合发展阶段和体系建构阶段,其演进主要沿着由使命型到扩散型、特定性到一般性、中央主导型到地方主导型的路径发展.浙江省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反映了浙江省政府致力于坚持科技创新与强化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并存、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导向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科技发展与创新、努力打造激发和激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与平台的结果和过程,使浙江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技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道路.     

易地扶贫搬迁“贵州样本”的启示

正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也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截至2019年11月,全省累计实施搬迁188万人,"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建设搬迁任务提前一年全面完成,后续扶持工作全面启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创新。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践探索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主要启示有:     

多源流视角下地方政府推动精准扶贫的注意力配置研究

消除贫困,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以2016-2018年地方政府262份精准扶贫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从注意力配置视角审视三年来地方扶贫政策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注意力强度与政策环境影响使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三年来呈"V"字形的变化趋势;在注意力指向方面,三年来的焦点呈瞄准深度贫困地区—聚焦金融扶贫—推进政策落实的路径,其背后存在政治源流的引领、政策源流的推动以及问题源流的纠偏的逻辑。地方政府应从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式扶贫模式、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取向、推进赋权增能参与式扶贫着手,更好地推进我国精准扶贫事业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的融入研究——以G省S县C社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作为“留守家庭”的主要群体,其是否能够有效融入到新社区,事关脱贫攻坚政策的成效。与其他一般群体不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进入新社区后很难通过学习而“再社会化”,这需要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因此,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的融入”为题,以G省S县C社区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基于老年人的生活、社会交往及心理的视角进行探索,发现由于个人和环境的因素造成社区老年人在生活上融入难、社会关系网络缺失、心理上认同感低等问题。对此,研究从社会工作视角回应搬迁老年人社区融入方面问题的需求,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社区,提升其“自助”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既要做到搬迁群众"搬得出",更要保证其"稳得住""能致富".易地扶贫搬迁主体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要重视搬迁社区治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是搬迁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明确"防范什么""谁来防范""怎样化解"三大重点任务,同时要从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精准识别...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扶贫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扶贫政策实践，显示出浙江善于在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争取发展经济的新优势，善于创造各种机制激发扶贫对象自身的减贫动力和创造力，善于强化民生保障以追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善于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不断优化和创新扶贫方式。这些实践背后的演进逻辑就是从解决贫困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入手，增强困难群众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其可持续脱贫能力，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开发，并通过技术创新和精准治理提升扶贫工具的政策效用。     

决胜易地扶贫搬迁,贵州为什么能?

正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始于2001年,当年贵州被列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省份。而新一轮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则起于2015年,贵州按照中央关于易地扶贫搬迁新的决策部署,于当年12月率先在全国打响易地扶贫搬迁"第一炮"。截至今年3月底,贵州已经建成集中安置点925个、住房43.9万套,完成搬迁任务140万人。今年上半年,涉及易地扶贫搬迁的188万群众将全部搬完,规模     

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山西部分贫困乡村的调研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兼有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社会和谐多重效益的自愿性移民扶贫方式,是山庄窝铺贫困人口脱贫的首选之举。目前,山西省的易地扶贫搬迁还面临许多困境,如搬迁人口的确定与搬迁人员的意愿不相一致、搬迁房建设标准及补助标准偏低、资源共享不足等。因此,应加强领导,强化政策支持,为易地扶贫搬迁提供组织保障;精心组织,科学合理地引导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科学配置公共资源,推进搬迁后的贫困人员持续健康发展;加强监督管理,健全组织机构,合理进行村镇撤并及宅基地复垦利用,进一步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效率。     

政策创新何以在扩散中再发明——基于25省特色小镇案例的组态分析

政策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可能发生内容变化，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将其视为扩散中的“噪音”或“例外”，“再发明”议题的重要性和在单一制国家检视理论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基于此，从内部资源、外部压力、府际互动三个维度构建起中国省级政府政策再发明的理论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特色小镇扩散的25个省份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发现，因地制宜的灵活创新和千篇一律的趋同复制并存于中国的政策扩散实践之中，要素支持下的竞逐型、问题导向下的探索型、财政激励下的回应型等再发明路径解释了地方政府进行增量创新的行为逻辑。     

建好“五个体系”决胜易地扶贫搬迁

正贵州结合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实际,总结以往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经验,不断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模式和机制,走出了一条独具贵州特色、又具广泛借鉴价值的易地扶贫搬迁新路。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投入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大的系统工程,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焦点战役。为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目标,贵州在全国率先打响了易地扶贫搬迁"第一炮"。几年来,搬迁安置工作加速推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移民后续发展持续跟进,易地扶贫搬迁取得了突出成效。     

我国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分布

政治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政治资源在分布上呈不平衡状态:一是高度集中于首都,给北京带来过大的政治压力;二是各地方的政治代表性分布不均衡,使得各地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不同;三是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之间存在不平等,影响地方的发展能力。政治资源的分布左右着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府行为有重要导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演进及其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在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发展进行预判基础上主动采取的政治整合策略,延续了党一贯的以使命进行政治整合的传统。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相关概念的使用以及对社会组织党建必要性、可行性、实操性的认知发展来看,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演进经历了以建组织为主的原则框架搭建、建组织与扩工作并重探索创新、明确党组织功能定位和组织保障强力推进三个阶段。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演进并非单一的"冲击-回应"逻辑的结果,而是多重逻辑之间平衡的体现,即目的上政治整合逻辑与政社分开逻辑相衔接,组织形态上异质性冲突克服与异质性互补相交织,具体措施上的存量党建创新与增量党建拓展相结合,由此形成以党的政治整合引领社会团结的协同治理合力。     

黎平县：一朝搬出穷窝窝 努力开创新生活

<正>"如果不是易地扶贫搬迁好政策,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要住在城里的出租房,现在好了,在县城有了自己的新房,小孩子可以在家门口上学了!"岩洞镇杨国荣看着中签通知书激动又高兴。今年7月以来,黎平县各乡镇纷纷启动了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分房抽签工作,易地扶贫搬迁入住紧张有序地进行。据了解,2018年黎平县易地扶贫搬迁涉及4219户18008人,主要安置在城北安置点,预计9月底前全部搬     

三重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后续高质量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和集中安置打破了搬迁移民原有的生活、社会和生产关系，引起其生活空间压缩化、社会空间原子化、生产空间高成本化等变化，对后续发展中的“稳得住”“融得进”“能致富”三个关键问题形成了较大影响和冲击。面对三重冲击，“十四五”以来，各地在优化搬迁移民的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和生产（就业）空间三方面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借鉴现有经验做法，未来再造三重空间推动易地搬迁后续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包括：双管齐下再造生活空间，促进搬迁移民“稳得住”；体系化建设再造社会空间，促进搬迁移民“融得进”；“三业”结合再造生产空间，推动搬迁移民“能致富”。     

搬迁安置点实现“安居梦”

“没文化,搬迁后能不能找到工作?”“住楼要交水电费、取暖费,去哪儿挣这些钱?”……居民担忧的问题,当地党委和政府也提前考虑到了。为了解决搬迁后的一系列问题,丰宁满族自治县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创新推行县城集中安置住宅区、脱贫产业项目区、综合配套服务区、土地复垦区、土地流转区统筹规划建设的“五区同建”闭合式易地扶贫搬迁模式,让搬迁群众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实现“拔穷根、挪穷窝、迁新居、立新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