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的实验主义治理逻辑 与转型进路

区域性政策实验作为回应不确定性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全球趋势。中国以政策试点为触媒的政策实验模式,嵌入到纵横交织的府际关系网络,凸显了独具特色的政府治理逻辑。紧扣当前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时代导向,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实现系统治理的战略高度,推动政策试点由实验主义治理范式向设计主义治理范式平顺转换,克服试点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政策碎片化、样板同质化、有限外推性等问题,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试点的治理效能。     

试点项目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以住房租赁政策为例

制度化过程对于实现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尤为关键。受到自上而下政治权威影响的试点项目是理解政策制度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论文借鉴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起“规制—模仿—规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住房租赁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为例,探究了财政激励型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对政策制度化过程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激励型试点项目主要通过隐形压力与直接激励形成的规制性机制推动政策的时空扩散,地方政府在此情境中采纳试点政策的行为多是由制度供给所驱动;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除了规制性机制的直接作用外,还通过模仿性机制增加地方政府所感知到的横向压力进而间接地推动政策的扩散;且在规范性机制的作用下,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使得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驱动力从制度供给转变为制度需求。研究表明,试点项目能够通过推动政策的广泛扩散和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来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进程,但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作用于制度化进程的程度和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央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政策情境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并调整激励或授权的强度,这种灵活性正是中国政策试点制度的重要特征。     

论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内在逻辑——以检察政策为切入点

以检察权能范围、活动方式和裁量标准为视角考察检察政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可以发现,检察政策通过对检察权进行整合来发挥特定功能,而这种功能以国家治理目标为指向,因此,检察政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过程以功能导向为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政策对检察权的整合以及非司法化工作策略和法治化理想图景存在一定的逻辑背离。检察政策推动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体现着国家治理法治化的一种内在逻辑,即功能导向的价值评价。检察政策与法治的逻辑背离凸显了这种内在逻辑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提出另一种思维进路对这种功能导向的价值评价加以反思和修正,即规范导向的价值评价。     

政策试点: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结构约束的新视角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政策试点被频繁地、广泛地运用于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当中,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政策试点具有稳定的制度基础,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帝制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国家治理结构化约束,即央地之间"统权"和"治权"所衍生出的结构化矛盾。因而,政策试点是回应央地结构矛盾的一种理性制度设计。基于央地结构化矛盾的分析视角发现,中国政治制度是政策试点的基本底色,为政策试点运行搭建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平台;中央发起政策试点更多地是出于控制地方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纯技术理性的考虑;晋升激励、财政依赖以及合法化压力是地方参与政策试点的主要原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策试点将上承"顶层设计"、下启地方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策模糊视阈下试点政策执行机制研究 ——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案例分析

试点是中国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现有研究多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研究试点的运行机制,而忽视了试点的政策属性。试点是一种特殊的政策类型,其执行不同于一般的政策执行过程。从府际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模糊属性出发,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深入剖析,探究试点政策的执行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动态过程,依靠四种执行机制得以落实:一是在执行中规划,即以规划推动执行的方案规划机制;二是双轨并行的执行制度保障机制;三是多重嵌套的试点示范落实机制;四是模糊与清晰交叉共存的策略选择机制。四种机制相互衔接、相互依存,推动了试点政策的落实。     

组织再造、内容优化与制度建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三重向度——以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实践为例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学理逻辑。政治逻辑层面遵循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理论逻辑层面体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历史逻辑层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的优良传统,现实逻辑层面回应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利川市的“小院说事”创新实践,通过搭建“说事”平台、设定“说事”内容、制定“说事”规范,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彰显了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走出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乡村治理新路。利川市的实践探索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学理价值,体现了“组织—内容—制度”的逻辑框架,通过“组织再造”整合了党组织资源,提升了组织动员能力;通过治理内容的优化,回应了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通过制度建构,重塑了乡村治理规范,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项系统行动,要以增强农村...     

香港廉政公署对内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若干启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正在进行中,有必要在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成熟经验的做法上,保持监察委员会法律地位的独立性、完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进行适当的制约与监督,继续深入推进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     

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基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角

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联结与实现，本质上是由发展完善逻辑、价值表达逻辑、功能发挥逻辑构成的价值认知体系与实践推进机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政党政治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责任实践，从根本上回答了政党责任“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实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现实问题。由“彰显人的本质”“创造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的价值表达逻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以政党权利、政党法治、党建格局为基点的实践推进，经由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形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化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法律支撑”“政治基础”等实现机理。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治”与“善制”: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制",即完善的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在逻辑的"善治"与"善制"的现代化互动过程。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体现在价值耦合性、主体一致性、制度内聚性三个方面。     

办好群众天大的小事 ——"接诉即办"有效提升首都基层治理能力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是当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接诉即办”从公共价值的视角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出发,完善了首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从厘清问题导向关键点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出发,构建起首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执行模式;将精细化管理和首都城市优势结合起来,探索出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路径,推动了首都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政策试点何以悬浮?北大核心

中国改革伴随着大规模的政策试点,有些试点并未产生扩散效应,地方政府也不停止试点项目,致使试点在原地打转,形成独特的试点悬浮现象。地方改革者的政绩诉求、试点反馈的弱化效应、府际学习的抑制效应构成了试点悬浮的前提条件,试点地区的正当性诉求则是悬浮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试点悬浮需要消耗行政资源,而有价值的知识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无助于增进对不确定性的认知。提升试点驱动知识生产的有效性,既要提供非均衡的激励安排,激发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也要改进试验设计和评估模式,提出框架性目标,设置时限要求,建立试点报告、同行评议和声誉激励制度。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基于“放管服”改革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制度优势仍需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经过了治理实践探索的"中国之治"到制度建设的"中国之制"再回到治理效能转换的"中国之治"的演变,体现的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逻辑。"放管服"改革是推动政府体制转型与营商环境优化的主要"抓手",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制度向效能的转变,克服运行机制层面的功能性梗阻、联结性梗阻以及信息性梗阻,并在理念深化、机制联动、技术变革、法治保障层面不断改革实践创新。     

国家共振：当下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

实现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基础。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经历行政集权、政企合作、多元选择的演化阶段。应以国家共振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模式内在逻辑的优化导向,通过转变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理念,打破不同决策主体思维边界,推进公共决策模式多样化实践,优化和重构当下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治理能力。     

中国“政策试点”:起源与轨迹

"政策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对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试点"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土地改革实践中的主动探索。在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不断洗礼之后,"政策试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被大规模地运用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了深深根植于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关键性机制。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中国财政治理的理念嬗变、价值意蕴与行动路径——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为治理理念在财政领域的延伸，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促使着财政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回溯我国财政治理理念的嬗变过程并归结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现代财政治理的价值意蕴主要涉及导向性与服务性、多元性与民主性、法治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公平性以及联动性与开放性等五个维度。由此，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包括：与时俱进地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发展财政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稳步推进财政治理的法治化建设；构建科学公平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协调联动”“开放包容”，努力展现“大国财政”的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