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

在现代社会,裁判请求权是一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司法制度的设计应当保障国民的裁判请求权,使得国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能够较为容易地诉诸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审判。在我国,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司法制度就不需要以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作为司法理念,也不意味着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不需要以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基础法理。多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没有充分关注民事诉讼法和宪法的关系,没有将公民应有的裁判请求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作为构建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指导原理,我国的民事诉讼…     

论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兼论中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宪法理念

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享有请求独立的、不偏不倚的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各国宪法上的裁判请求权。为保障人权，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当以裁判请求权的保障为最高理念。在修改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今天，我们应当找出现行的民事诉讼立法在裁判请求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得以全面顺利的实现。     

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

民事诉讼主管作为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有概念,是一个非科学的法律术语,浸透着十分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在立法上,民事诉讼主管体现为以国家本位为理念指导;在司法上,民事诉讼主管体现为以法院本位或权力本位为执法理念。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主管制度,并对其理念予以更新,具体包括:革除权力本位的司法观,树立科学、正确的现代司法理念;在宪法中明确确认裁判请求权,为当事人诉权保护提供宪法依据与理论支撑;进一步明确审判权的界限,科学界定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     

本质与价值:裁判请求权的制度化原则

裁判请求权最早发端于正当程序的规定,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它具有程序性、复合性、受益性、实质性、穷尽性和发展性等特点.裁判请求权具有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价值功能,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国际化为司法审查建立了牢固的制度基础,并使其成为人权的终极保障机制.在我国,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相关条款的司法解释以宪法判例的形式确认裁判请求权.参照世界各国的做法,裁判请求权的制度化应该遵循扩展纠纷的可诉性范围.方便起诉、保障人人享有诉诸司法的权利和程序高效等原则.     

裁判请求权保障与诉讼费用制度——评廖永安等著《诉讼费用研究》

我国已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而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要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得以实现。保障国民的裁判请求权是一项系统工程,完善的诉讼费用制度是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的重要环节。近期廖永安教授等撰写的《诉讼费用研究》一书,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系统论述了诉讼费用问题,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诉讼费用制度的学术专著,对于提升我国诉讼费用研究的理论层次,完善我国的诉讼费用立法,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纵览全书,我认为该书有如下特点:首先,理论探讨深入。该书对我国现…     

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并无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平等权和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仍没有具体法律予以落实,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还存在诸多障碍。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可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救济途径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但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救济保障将是最后的一道救济防线,这也是我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并无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平等权和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仍没有具体法律予以落实，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还存在诸多障碍。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可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救济途径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但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救济保障将是最后的一道救济防线．这也是我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听审请求权

听审请求权是当事人的一项程序基本权利，听审请求权保障是现代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的宪法理念。在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的尊重；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使判决产生正当化的效果，增强人民对裁判的信赖度；为判决的既判力提供根据。听审请求权由陈述权、证明权、到场权、辩论权、意见受尊重权等内容组成。为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请求权，我国应当着重做到：民事诉讼法上确立听审原则、加强法官的释明权、进一步公开法官的心证、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机制、改进送达方式。     

浅议对民事裁判中枉法行为的处罚

民事诉讼中司法工作人员枉法裁判,是否适用刑法中规定的徇私舞弊罪,实践中大家认识不一。笔者认为:枉法裁判都是违法行为,依法都应当受到追究,民事诉讼过程中的枉法裁判,也应如此。对那些在民事诉讼中枉法裁判,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是:一、我国司法机关是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因此,司     

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

宪法宣誓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确认的宪政制度。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培育公民的宪法信仰。文章认为,我国应尽早建立这一制度。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重构——以诉权理论为分析工具

诉权本身具有宪法权利属性,刑事诉权也不例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一种民事诉讼,它具有四面立体结构关系。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然层面有诸多程序性缺陷,需要对其程序架构进行重新检讨,以确立应然的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都确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同时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需要从关照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对现行制度进行完善。     

从Gubisch案看欧共体法院对国际诉讼竞合的认定

国际诉讼竞合的认定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先决条件。通过对欧共体法院一则判例的分析,指出,欧共体法院对国际诉讼竞合的认定趋向于持宽松的态度,而且,这种宽松的认定方法已被目前的国际立法和司法判例所吸收和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性质及其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一是将其规定为宪法权利，同时辅之以具体立法；二是虽然不探讨其宪法权利的属性，但通过宪法程序和具体立法来给予双重保障。我国不但在宪法中肯定该权利，而且通过立法赋予了公民法律上的请求权。在国际法规范中，对该权利的倡导主要是通过不具有强行性的规范来指引和监督。     

论沉默权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确立与保障

中国目前已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有关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意味着中国已承诺并承担了保障这些公约中所确立的被告人最低限度人权之义务。但是作为这些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的沉默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明确规定。沉默权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 ,已成为现代国际刑事诉讼主要价值取向和重要内容。我国应当确立有限沉默权制度     

论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

公民环境权应是一项独立的、基本的人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的这一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步得以确认,出现了公民环境权宪法化的趋势。国外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设计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对称,二是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义务对应,三是公民的环境权利义务和国家的环境义务相结合。我国宪法应借鉴上述第三种方式,明确使用公民环境权这一法律术语,将环境权界定和设计为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此对应,宪法还须规定国家对公民只有首位的环境义务。     

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

本文指出 ,我国现行再审制度是建立在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基础之上的 ,建构在这种权力基础上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能够与民事诉讼的特性、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整合 ,从而导致了再审制度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原理的紧张和冲突 ,现行再审制度运营中的若干问题大多源于这种紧张和冲突。作者认为 ,应当将再审制度的基础置换为再审诉权 ,将再审制度建立在再审诉权的基础上 ,按照诉的原理建构再审之诉。这种置换与重构不仅符合民事诉讼特性 ,也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要求。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s an Invigorator of Domestic Law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on domestic law in the Netherlands, with special regard to criminal procedure. The Convention has contributed to slow but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tructure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to making these proceedings more adversarial and more rights oriented. It has opened up the Dutch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to the world and forced it to adapt itself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fairness. As a result, this system has become less naïv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more mature. Moreover,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illustrates how the Convention acts as a motor of convergence between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systems of criminal justice.     

The Creation of Investigating Chamb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 Option Worth Pursuing?

At a time when the position of investigating judge has beenabolished in a number of civil law countries, and is being questionedin those in which it remains, it might seem curious to callfor such a position to be crea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Court (ICC). However, experience at the ad hoc internationalcriminal tribunals (‘ad hoc tribunals’), and especially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shows that the essentially adversarial procedure used in internationalcriminal proceedings is not wholly suitable for trying complexand highly political international cases. Having investigatingjudges 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s of such cases coulddecisive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legitimacy and fairnessof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This would be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in the ICC's complex legal system, which allows victims to participatein the proceedings and claim reparations. However, this newprocedure must clearly come with a number of safeguards in orderto avoid the failures attendant on the use of the investigatingjudge in domestic systems, which could be fatal to an embryonicand fragile international court.     

民事证据客观全面收集原则质疑

一些法学著述把客观全面收集作为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原则或要求之一,这在人民法院主导证据收集的职权主义时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民事诉讼体制和模式的转型,在当今的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据收集已转变成当事人主导型。与此相适应,证据收集的原则也应有所调整,即从客观全面收集转换成收集必要证据的原则。否则,将因与时不合而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