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嘉莉妹妹》与“颠倒”的美国梦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传统题材，所以，美国作家的创作大都会涉及此命题。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年轻的德莱塞也以自己的耳闻目见为素材，在《嘉莉妹妹》中书写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不过，他的见解未落入传统认知的窠臼，“颠倒”倾向明显。当然，这里的“颠倒”含义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倒置”“错乱”，而是蕴含了反传统的写实意味。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通过书写性别、诉求和途径三个维度的“颠倒”，试图重新厘正传统美国梦内涵中实践方面的偏差。同时，“颠倒”的举措还体现出他对“大转折的年代”里女性权益的维护，对消费时代下欲望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垄断时期“公平道义”的倡导。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微音讯逝”的《乌有乡消息》首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士渴望在左翼书籍中找到出路；193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全译本应运而生。林微音的译本看似“忠实”，却置换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陌生化”了书名与作者名,间离了读者层累积十年的阅读期待。如此种种翻译策略看似规避国民党当局查禁，实则寄寓了林微音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摩登”的林微音为译本晕染了一抹彼时黄埔滩头消费主义的色彩，使“去左翼化”进一步滑向“庸俗化”。因此，该译本不仅有负20世纪30年代读者以革命文学促成革命政治的期待，亦难以规避查禁。“上下”交困的首译本虽“微音迅逝”，但莫里斯所倡导的艺术社会主义却渐成时代强音。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他们为什么呼吁人道主义——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潮简析

19世纪至20世纪初,人道主义成为俄国精英文化的主旋律,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是:东正教教义对俄罗斯文化精英们的长期心灵洗刷;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期存在的村社文化对他们的精神影响;同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验与批判也深化了他们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想。     

Tominaga Nakamoto and the Origin of Japan's Oriental Studies

Tominaga Nakamoto, a Japanese scholar of the early 18th century, changed the basic pattern of Japans Buddhist and Confucianist studies with his books Shutsujō Kōgo (Words after Enlightenment) and Okina no Fumi (The Writings of an Old Man). In the former book, based on his analysi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Confucianism and Indian cultu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Buddhism, he compared India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and summarized their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words “fanciful”, “elegant” and “simple” respectively. In the meantime, in comb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he put forward a set of key concepts in relation to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extending his domain from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to Asia regional studies and finally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ter book, he used the concept “makoto”, roughly meaning “practicing the good”, to synthesize the Way of the three nations. His study transformed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from a system of belief to an academic field. Despite his rational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culture, Tominaga consciously identified with it and inherited it. As the first scholar in early modern Japan who developed his own research methodology, Tominaga is the trailblazer of Oriental studies.     

拉丁美洲对战后国际人权观念形成的贡献

受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暗兴的影响,《世界人权宣言》被广泛视为只是一套西方古典政治和公民自由的汇总,忽略文化多样性的原旨。在国际人权观念形成之初,拉美由于其自身人权实践和理论的经验积累及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以及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多数派位置,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成国际人权观念的文化多样性旨意。当前,这种历史传统应当得到继承。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 and the World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16th-17th Century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the Europe lasted for about a century in the 16th-17th Century and the trade between the two promoted the commodity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packag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commodities, the spread of crop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trade circle. In summary, the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the Europe, as part of the world trade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hange histor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从称谓的不同看东西方文化的差导

称谓的不同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于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汉语和英语的表达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     

利玛窦墓地的历史变迁与中西文化交流意义

以利玛窦陵园碑刻文献考察为起点,通过对相关书面文献的核查,追述利玛窦来华的过程并阐述“利玛窦经验”,分析利玛窦墓地的文化变迁,总结利玛窦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最后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利玛窦以他个人和群体的努力,开启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实质交流.第二,利玛窦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实现了互动双向的输入与输出.第三,今日之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当重拾“利玛窦经验”和“利、徐之交”的“温和主义”路线,广揽人才,重温大国气度与开放情怀.     

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华文化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过程是并行发展的,它既有长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和物质准备,也有西方传教士出于在华传教目的和启蒙思想的客观需要所创造的条件,而且也是中华文化本身博大精深、蕴力深厚的体现。根据欧洲思想家对中华文化的不同理解,这一时期在宗教、历史、政治、道德、语言等方面中华文化在欧洲都发生了影响,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融汇和互补。     

构建和谐社会下的中国多元整合

多元主义起源于西方,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我们所在的社会是个多元社会,但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多元政治好象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其实不同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应该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多元政治。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直面社会向多元转型中带来的新的问题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