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该理论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多元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梳理是对该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的关系是提高理论认识的关键。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发展模式的研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路径。     

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社会”二元架构——对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国家—社会"双向关系演化视为政治发展进程重要的现实基础和逻辑依据。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理性主义国家观,科学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无法根本克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政治哲学认为,应跳出"政治解放"的思维局限性去进一步认识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未来演进趋势。     

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是伴随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而发生的 ,而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又离不开社会市民化问题的解决 ,二者互相依存、互为表里 ,因此 ,笔者提出了“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观点。同时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生长的状况 ,论述了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重大意义 ,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此外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具有局限性 ,需要由政治国家来补足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论证理路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是通过追述历史、考察现实,并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出的。马克思在经历了《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之后,退回书房对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最后,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批判,得出结论: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到当代社会观——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市民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离，其次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最后是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分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处于第二个阶段，他剖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内在矛盾，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中国的“社会”正处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其历史背景却处于西方第二和第三阶段交错的现代性背景中。根据历史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让国家回归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

一、国家与社会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简而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寻找这块基石就是从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开始的。马克思首先研究国家与法,试图以此来揭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结果他发现,国家与法的谜底不在国家本身,而在市民社会之中,于是他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但市民社会的谜底也不在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及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又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明确,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历史检视,得出中国必须借鉴和超越西方市民社会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并根据中国国情,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简述

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思想,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划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的本质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都进行了批判和深化。     

马克思早年政治哲学三题辨正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早年先后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他早年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卢梭式的民主主义立场;其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通过对马克思早年所有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民主制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批判才是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活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卢梭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在官僚制国家与真正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     

马克思视野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创新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进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从文化视域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这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及如何为当前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寻求本土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市民社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逐渐兴起,主要是指城邦国家或政治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涵在西方社会不断变化和丰富,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还是其他西方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思想有独到见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受到黑格尔的传统经济基础理论启发,葛兰西根据西方社会实践的变化过程和马克思的思想,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对"市民社会"做出新诠释。因此,将马克思和葛兰西不同的思想理论进行比较,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借鉴意义。     

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

国家与社会并存的二元架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本文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框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了社会结构变迁是建立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重要根源的论点,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分析了政府适度分权对于提高社会自治功能的作用,以及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自主创新的路径,进而为发掘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存在模式研究——基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研究,即中国市民社会的内涵、建构过程及与国家的关系研究,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市民社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将这种思想上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建设的实践行动过程中,以求为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些建议,也为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和管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及现实意义

刘霞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及现实意义"一文分析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国家理论,阐述了马克思对未来国家的构想,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基础还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情况,生产力还很落后,且极不平衡。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套用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一切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改革开放进入深化的阶段,这一点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市场与社会矛盾视角下的公民社会兴起

围绕国家(政府)与市场、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相分离,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跨越,社会成为主导其自身运作和发展的力量。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才能认清其发展趋势。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及其原因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非常态形式,是执政党结构严密和功能扩张的结果。它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在国家和社会能力虚弱的条件下,执政党权力扩张以至控制国家和社会从而三者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状态。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研究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研究为反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执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与革命社会是连续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思潮、革命经历和现代化危机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形成。     

马克思与诺奇克国家理论之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诺奇克国家观的异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二者均反对思辨的契约论传统,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寻找国家的基础,诺奇克提出“反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图景;在国家职能问题上,诺奇克提出“守夜人式”国家的观点,与马克思思想有相通之处;在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诺奇克描绘的理想模型实际上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的再发展。文章还回应了诺奇克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批判,并总结了二者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