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算法的权力和权力的算法

算法时代的来临,使得算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愈发强大,正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算法权力。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权力,包含算法本身的权力和附属于算法的数据的权力,其背后潜藏着资本的力量。算法权力在营造公共舆论、控制政策议程、主导政策执行和影响政策评估结果等方面对传统上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人类有效规制国家权力提供了契机。同时,资本对算法技术的垄断及其在数据处理和应用上的技术优势,也正在助推资本对国家权力优势的形成。对此,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精心设计权力的算法来规制算法的权力,从构建由政府主导的算法研发机构、建立由政府统计部门和大数据管理机构主导的国家大数据系统、实施透明化的算法运行机制和引入人工智能自我终结机制等方面来防范和化解算法权力运行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推动算法权力与政府权力从博弈走向融合,迎接智能治理时代的到来。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形态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当前社会阶层问题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出现了阶层利益分化加快、阶层固化和阶层矛盾凸显的问题。这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权力和资本的约束不够以及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造成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国家治理要在协调阶层利益、破除阶层固化及预防和化解阶层矛盾中实现制度规范、机会公平和政府、社会、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对治理权力配置的规范、治理组织架构的规范、治理运行程序的规范等形塑了政党合作治理新范式、民主治理新范式、协商治理新范式。在国家治理层面,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确保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国家、政党、社会”多元共治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推动构建有效表达、协商、决策、监督的多元治理平台,推动构建人民至上、高效决策、高效履职的协商民主治理格局等显著优势。今后,要重点强化理论研究与舆论引导树立制度自信,优化权力配置及强化主体建设,健全深入社会基层的组织平台,完善各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履职程序等,促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分配的政治逻辑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本文围绕土地增值所反映出的各方利益博弈展开论述,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博弈的现状及其成因,并由此剖析权力和资本如何参与土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增值和分配。针对目前困局,文章最后提出了改进权力运行方式、改变权力-资本关系、明晰土地产权制度、提高民众议价能力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移民搬迁村庄治理中权力结构的再生产逻辑——以浙江省紫云村为例

理解村庄的权力结构及其变迁是优化村庄治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移民搬迁村庄的实践表明,村庄权力结构再生产通常会经历权力获得、权力挑战、权力继替、权力巩固后的权力结构再生产等不同阶段。本质上,村庄权力结构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在于村庄治理趋势下国家力量的策略性干预、乡村阶层分化促使村庄精英共谋合作以及扁平化的村庄社会所激发的村民公共性诉求。移民搬迁村庄在实施村庄治理过程中,发挥村庄权力结构再生产的建设性功能,需要厘清权力主体之间的责权关系、切实落实村庄民主协商及议事制度、构建完善的村庄社会服务体系。     

民办高校优化法人治理结构探究

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但当前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着政治权力位处边缘、资本权力一权独大、行政权力形同附庸、学术权力极度薄弱、民主权力严重缺失等失衡问题,与新时代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要求形成冲突。加强新时代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当以优化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进一步增强思想认识的时代感,提高治理结构的科学性,强化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引领民办高校内涵发展。     

国家治理中的权力法治：张力与调适——基于功能性分权的视角

权力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底层架构，其根本要义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法治化的过程嵌入在国家治理之中并与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产生着张力，由此形成了权力法治的实践困境。这些张力体现在四个方面：依法行政与指令式治理之间的张力，纵向制约监督与组织联盟之间的张力，横向制约监督与组织依附之间的张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稳定性与政治统合逻辑之间的张力。破解这些张力，需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内在逻辑，建立和完善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对象的功能性分权体系。     

论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与制度构建和执行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的存在,以及融入全球治理的需要,是习近平制度治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内容丰富、富有创见,包括重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注重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提高,注意处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学习外国与"保持定力"之间的关系等。习近平关于制度治理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系统性地扫除改革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后农业税时代基层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台州X镇改革为例

乡镇权力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基础和末梢,乡镇政府处于农村村民自治后新旧领导体制冲突和矛盾的焦点,必将成为我国农村治理和体制创新的出发点。本课题以台州X镇为案例,针对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所面临的问题,对乡镇职能变迁与村庄治理的互动关系、乡镇政府角色定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等做一些分析和思考。     

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

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处于数字治理2.0这一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构建进程得到有效推进,这一治理平台具有多种特征及多项功能。数字政府治理的一些主体在建构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如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实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亲和性均须进一步强化,这些问题的成因可归入五个层面。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发展趋向是:实现体系化建构、服务内容更加系统全面且呈现一站式全流程业务服务,采取一些举措能够助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进一步建构。     

试论大众传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为传媒体制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与途径。大众传媒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本文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将媒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界定为塑造党政形象、监督权力运作、搭建协商平台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传媒体制机制的创新要以防止大众传媒的功能异化,实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功能的准确定位为目标有序推进,实现对大众传媒的依法治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

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其治理结构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是合适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治上的是否合适甚至比经济上的是否有效更为关键。60多年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的介入以及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共同构成了我国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对国企治理结构变迁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对国企治理结构变迁起着主要的制约作用。政府则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提高政府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而广泛介入了国企治理结构的变迁。从静态角度看，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方向由一个国家中的强势利益集团决定；从动态角度看，国企治理结构的变迁乃是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不断演化过程。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野的大学治理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研究大学治理,是一个重要视角。在分析大学与市场、大学与政府,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矛盾与冲突基础上,可以揭示大学治理的困境。走出大学治理的困境要从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平衡机制三个层面入手,探索相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