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群众”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或“臣民”)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人民”相嫁接后 ,安顿在传统术语“群众”的外壳之中而形成的。同时 ,它也是西方群众理论在中国的变异 ,特别是对群众价值评判彻底颠覆的产物。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 ,“群众”是“人民”的不彻底的具体化 ,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一方面 ,它超越了传统的臣民 ,但仍然承袭了臣民概念的某些内涵 ;另一方面 ,它也涵蕴着公民概念的某些要素 ,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是臣民与公民的融合     

浅议“群众”与“公民”

近代以来,群众在中国政治变革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不断创新,被法律赋予相应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公民应该更多地取代群众,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象征。     

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

从“公民”的缺失 ,到公民概念的确立和普遍使用 ,公民概念几乎伴随着中国追求宪政的每一步进程。公民概念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影响着公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公民社会的建立。中国百年历部宪法性文件在臣民、国民、人民、公民的使用上的发展变化及其背景折射出政治话语的变迁和政治文明的转型。在国人孜孜以求的宪政建设中 ,公民实质上是指具有国家国籍并有权参与国家公共权力行使与监督的人。但长期以来“公民”的习惯用义与文本含义之间的落差 ,说明公民概念到了亟需澄清的时候。     

从“臣民”到“公民”——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殖民者在各州宪法中的身份转变

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公民一词取代此前特许状中的臣民一词,开始被写入部分殖民地新制定的州宪法之中,从而开启了殖民者在法律身份上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的历史进程。但是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缓慢的。对于正在与英国决裂的殖民者而言,虽然他们已意识到自己不再是臣民、并刻意避免使用臣民的称谓,但他们似乎还无法一下子彻底抛弃臣民之语的使用;与此同时,他们虽然也已经认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名逐渐成形的新政体的公民,并有意地使用公民一词,但似乎一时还无法完全在法律思维和语言上为公民用语找到合适的位置。恰值这旧去新来的档口,制宪者们在各州宪法中频繁地运用居民、人民、自由人、不动产所有者等旧有法律资源中的其他身份词汇来填补空缺,架起了臣民向公民过渡的桥梁。在此过程中,臣民概念逐渐褪去了原有的君主制色彩,而公民概念本身则发生裂变,催生了具有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不同倾向的公民身份。     

别尔嘉耶夫个体人格理论的中国意蕴:构建健全的公民人格

人的问题就是个体人格的问题。个体人格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建构。个体存在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化即奴役化。个体只有沿着超越的道路,才能摆脱奴役,实现精神的超升。别尔嘉耶夫的个体人格理论对我国的公民人格构建具有启发性。公民人格培育一方面要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实现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但公民人格与社会不是截然对立的,宗教也不是精神超升的唯一方式。只有明确个人的职责和义务,个体在人格上保持独立,精神上保持自由,才能构建健全的公民人格,推进公民文化建设,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     

把群众视为“家人”

作为一名人民群众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就是要把群众视为“家人”,做群众的贴心人”,我每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身边群众兑现着自己的承诺.     

论“百姓”、“群众”与公民本位的确立

百姓、群众是自古有之称谓,是有别于达官贵人的社会阶层。然而到了现代,社会、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党政干部,仍然热衷运用这些称谓,在人人平等的社会里不自觉地把人们以社会地位划分起来。这显然与我国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义相悖。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人的现代化首先要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百姓、群众的称谓已经显然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符,应当尽早予以废除。     

群众的呼声就是“指示”

据报载，湖南省某市市委书记在下乡调研时讲了这么一段话：“什么叫指示？上级部署和领导交办的事情当然是指示，但群众的呼声也是指示，这叫人民群众的指示。人民群众的指示必须听……”对此，笔者深以为是。     

群众“打分”别“打折”

当前,很多地方都在尝试让群众参与对政府部门和党政干部的考核评议。让群众当考核干部的“评委”,打破了以往干部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选手”又是给自己打分的“评委”的尴尬局面。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一些地方,让群众当“裁判”、当“评委”给“选手”打分,往往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常常是“大众评委”的分数被打折了,占总成绩的比例很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论“以德治同”方略

“以德治国”既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举措,也是公共行政生活中具体公共行为的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与依法治国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的涵义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德治国方略的根本内容;以党员干部为表率—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以公民讲道德为目标—以德治国方略的落脚点。     

浅析宪法赋予我国公民“人身自由”的基本内容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人身自由及其法律保护制度已为世人所关注。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不受侵犯。     

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的构建与演进——兼对“家庭成员”概念进行辨析

通过家庭暴力法律特别规制的必要性反推出家庭暴力主体可能具备的两个因素,即"亲密因素"与"共居因素";并基于上述两个假定因素,构建了"亲密关系"、"共居关系"、"扩张关系"、"依赖关系"四个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并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了界定。同时总结了家庭暴力主体关系模型的两次演变过程,即"由‘依赖关系’模型转向‘亲密关系’模型"与"‘亲密关系’模型的异化";并基于此证伪了现行司法解释中"家庭成员"的概念,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寻找最初的礼——对礼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礼起源于对战胜之神玉琮的崇拜,礼生成于战斗之舞旄舞的仪式规则,礼奠基于两性与婚姻生活的禁忌,礼最终完善于宗法贵族式的政权模式。     

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教育

全球化趋势使人类日益结成为一利益共同体，要求人类树立全球意识，要求学校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虽然全球化进程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但国家、民族仍然是构成人类的基本单位，国家利益仍然存在，因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仍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学校政治教育既引导学生认识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性，又应引导学生把握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新特点。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学校应对新一代进行正确的民族观教育。     

提高综合素质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渴望融入城市是他们最大的利益诉求,然而,综合素质因素严重制约着其市民化的步伐.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势在必行,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帮扶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努力,以逐步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综合素质的巨大差异,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公民权利抑或个人权利——宪法文本中的个人与公民概念分析

基本权利的主体有个人、公民、法人、组织集体之分,基本权利的最主要主体是个人,这是宪法思想史和宪法性文件所昭示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个人只是义务主体。这样使得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减少,在理论上与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原理相悖。其原因有理论上的误区,也有翻译的误导。建议把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基本权利”或者“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具体内容则重新以“个人”基本权利为主进行规范,使得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与人权规范的本质特点相一致。     

动物法律地位刍议——私法视野下的分析

在动物法律地位问题上,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肯定论"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忽视了动物不可能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事实,在本体论上曲解了法律主体据以享有权利的"内在价值"的含义,在私法理论上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在法律制度上缺乏可操作性,故不足取。"否定论"中的"义务论"观点则认为,需要人类保护的动物乃是人类的保护义务的客体。"义务论"既可以达到"肯定论"拟保护动物的目的,又完全不与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制度相冲突,还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是解决动物法律地位问题的最佳方案。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罪名体系考

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不仅包括生产、销售问题食品的行为,而且还包括非法生产、销售违禁原料的行为、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非法广告的行为以及相关监管主体的渎职行为。针对这些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形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但是,学界目前对这一体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鉴于此,有必要全面梳理我国《刑法》中与危害食品犯罪相关的罪名,分析这些罪名之间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罪名体系的理解与适用。     

颅脑损伤后昏迷与社会活动、生活功能的相关性探讨

目的研究颅脑损伤后格拉斯哥昏迷指数（GCS）评分、昏迷时间与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值、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价表（ADL）值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及苏州大学司法鉴定所颅脑损伤被鉴定人281例,详细记录损伤部位、损伤程度、昏迷时间、GCS评分,是否手术治疗、是否为多发伤;同时应用SDSS量表及ADL量表评分,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GCS评分与颅脑损伤6个月后SDSS值低度相关,与ADL值中度相关;昏迷时间与颅脑损伤6个月后SDSS值低度相关,与ADL高度相关。结论 GCS评分及昏迷时间与颅脑损伤后ADL值、SDSS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颅脑损伤司法鉴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