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惯例如何进入行政裁量过程——对“钓鱼执法事件”的追问

"钓鱼执法事件"的发生为观察行政裁量活动对行政惯例的考量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素材.作为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高度凝练,行政惯例借助典型案例、成文规则或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适用彰显对行政裁量活动的导引,有助于遏制裁量滥用现象的发生.实践观察同样显示,个案裁量过度依赖行政惯例也会产生裁量怠惰、架空法律及助长专横等消极影响.为了实现行政惯例对个案裁量运作的良性指引,应当从事前发布、事中说理及事后审查三重机制的建构上进行努力.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论行政裁量的基准化

行政裁量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中,根据实际情形作出选择判断的权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和行政国家的需要,以及由于立法、司法和公务人员自身的局限性,裁量基准对行政裁量的不足而进行的有效规制,为实现行政裁量本来的目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下,我国行政裁量的规制出现了基准化的趋势.任何事物都存有两面性,裁量基准自身同样存有不足,在实践中需要其他机制的协调和配合来进一步完善,以更好达到设置裁量基准的目的.     

行政裁量概念探讨

行政裁量从其本源来看是法定的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中列举的不同行政权利的行政方式进行衡量比较,从而选择出一种最佳的行使方式。行政裁量的过程也就是行政主体选择的过程。行政裁量权和行政裁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对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进行选择的权力,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量权进行的选择活动,两者属于不同的行政法学范畴。     

认真对待自由裁量——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作为现代行政权力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因此,它的正确行使必须贯彻依法行政理念,是一种"法规下的裁量",同时还必须加强程序控制。认真对待自由裁量,必然要求行政机关慎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善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用好行政自由裁量权,还行政自由裁量之本来面目——保障公民权益的充分实现。     

论"行政裁量理由明显不当"标准——走出行政裁量主观性审查的困境

实证调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设计,在行政诉讼中并未有效地发挥制约行政裁量的作用。为了在不僭越行政权的同时重塑对行政裁量的权威,法院不仅要从主观性审查走向客观性审查,更要从结果的严格适法性控制转移到过程的合理运作监督。确立"行政裁量理由明显不当"标准,以替代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标准,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出路。     

预算执行变更的表现形式与行政裁量界限

获批预算虽然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约束政府的收支行为,却不同于法律的执行效力.预算的计划性及其执行效力的弹性,本身就赋予行政机关和预算单位在预算执行中的裁量空间.除此行政裁量空间之外,要将预算执行中任何经费变动都报经立法审批,既不合立法审批的现实,又不符行政执行效率的要求,需要通过立法授权、设定条件等方式,进一步赋予行政机关或者预算执行单位在预算执行变更中的裁量空间,从而使行政权更好地配合预算的有效执行,使预算执行变更的行政裁量与立法控制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收入预算的超、短收,支出预算的经费流用与划转、经费追加与削减、经费扣押等,应当是执行变更的主要形态,也是设定裁量界限的规范重点.     

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之博弈

依法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从行政裁量权的角度看,这种规制体现在对裁量的主体、权力取得、适用、动机、程序、手段、效果和责任的制约。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行权"人"的缺陷以及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缺陷,扩张成为行政裁量权的内在要求,表现为越权作为、权限内乱作为、规避和懈怠四种形式。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的博弈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再到统一的历程,实现统一的关键在于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和公众"五位一体",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相结合的行政裁量权综合管控模式,并处理好"羁束与裁量""规则与原则"和"自律与他律"的平衡。     

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之博弈

依法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从行政裁量权的角度看,这种规制体现在对裁量的主体、权力取得、适用、动机、程序、手段、效果和责任的制约。由于行政裁量权的"自由"性、行权"人"的缺陷以及权力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缺陷,扩张成为行政裁量权的内在要求,表现为越权作为、权限内乱作为、规避和懈怠四种形式。行政裁量与依法行政的博弈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再到统一的历程,实现统一的关键在于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和公众"五位一体",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相结合的行政裁量权综合管控模式,并处理好"羁束与裁量""规则与原则"和"自律与他律"的平衡。     

论行政强制的裁量正义

行政强制是国家管理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由于管理活动的多样性与变动性,为了达到既定的行政目标,裁量在行政强制设定与实施中均有必要与体现.基于行政强制的高危性,防止裁量在强制活动中被滥用,应当以行政过程论为视角,尊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原则,抓住实体法规制与程序法规制的两个方向,全面建构立法统制、行政统制、社会统制与司法统制的逻辑体系,从而保证强制裁量既有一定的活性,又有法律的正当性.     

激励与约束:行政裁量适用的理性应对

基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致行政行为目的随之不断转化,加之行政效率、行政法治及个案正义的客观要求,皆为行政裁量权适用的存续提供了现实基础。然社会事务的纷繁多样及裁量执行者的主观判断,难免会使行政裁量迷失于僵化与泛滥的两个极端,而致裁量目的难以达成。故为消除此现象,在裁量界限的确定过程中引入激励理论与行政控权理论,并基于此而构建一整套相对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实为行政裁量适用路径的合理探寻。     

行政规划裁量理论特性研究

行政规划裁量贯穿于规划行为的始终，是行政自主性在规划领域的体现，并且为了更好地彰显规划正义而不断发展，而由于缺失了传统行政裁量的涵摄过程使规划裁量在整个行政裁量范畴中显得很畀类，这种裁量更多的体现在行政主体基于行政法所提示的目的和方向，对行政作为的选择自由上。从其作为一个行政法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特点来看，显见基于现在与未来形成的时间轴线以及基于目的与手段形成的逻辑轴线，而公益和私益的博弈关系成为不变的主题。进一步地观察规划裁量的理论归属和学理结构，就会得出其属于形成裁量的结论，并会发现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其中的特殊作用。     

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滥用原因及其控制分析

由于法律不完备性和稳定性等原因,同时也是为实现裁量正义的需要,街头官僚在与公民的交往和互动中行使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自利动机驱动和社会资本干扰下,街头官僚容易滥用裁量权。必须综合利用规则控制、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行政控制等制度和措施缩减行政裁量的空间,为街头官僚反抗社会资本提供挡箭牌,同时强化行政伦理建设从街头官僚内心注入规制裁量滥用的力量。     

行政裁量基准的逸脱技术——以湖南省实证文本为考察对象

要防止行政裁量基准带来的行政裁量权运作僵化问题,必须重视基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而形成的行政裁量基准逸脱技术或者行政裁量基准的背离制度考察。结合湖南省已发布的行政裁量基准文本,可以得出规定中的例外条款、条款解释权归属、集体审议制度、多环审议程序以及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是防止行政裁量僵化的可能途径,也是逸脱行政裁量基准技术之所在。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行政自动化中的法律问题

行政自动化在提升行政效率之余 ,提高了行政管理的秘密性 ,与现代行政法所提倡的行政公开原则不相符 ;行政自动化使行政行为程序中的裁量转变为程序前的裁量 ,无法做到考虑相关因素 ,有违行政合理性原则 ;带来了自动化设施错误控制、故障的行为在性质认定上的困扰和国家赔偿责任的缺失。文章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行政裁量基准:理论、实践与出路

近几年来制定行政裁量基准风行于各级各类行政机关。裁量基准无论是作为一种行政立法的范式,还是作为一种行政执法的实践,抑或是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愈益呈现出盛况空前之势。为了规范行政裁量基准,最近,国务院法制办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及其法律效力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笔者认为,为了使该制度趋于完善,学界不可一味推波助澜,而应当冷静思考,探讨该制度的完善之道。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应当携起手来,趁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之际,对是否要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性质如何等理论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如何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及其有效实施等实践性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     

社会统制:行政裁量监控的新方向——区域政府法制协调与创新系列之四

现代社会管理离不开行政裁量的有效运行。作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对行政裁量的运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制。随着社会组织功能的培育、公民社会权利的兴起以及网络多元政治的发展,从社会角度构建行政裁量的监控机制,成为行政裁量规制的新方向。     

论行政裁量基准定位——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规则之治”

严格法治主义下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极其有限。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仅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建构难以应对多元性、突发性和技术性社会管理的要求,由此使得行政权力由消极变为主动。伴随行政权力范围急剧扩张,作为其当然组成部分的行政裁量权亦日益泛滥、异化。做为对现实的回应,通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限缩自由裁量的空间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制定的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的行为规则,与严格法治主义上的规则之治不同,行政裁量基准是新的意义上的规则之治。     

公众参与领域中的行政裁量及其司法审查

现代行政法中 ,虽然公众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范围已经扩大了 ,但行政机关享有很大的行政参与裁量权 ,加强公众参与领域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对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可分为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和实施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以及对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公众参与事项和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