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论构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阻断机制

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出现了结果背离目标的逆向调节问题,陷入了诱人闹大、逼人闹大,越治理越多的治理怪圈,只有构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冲突源头阻断机制,即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缓和矛盾,化解冲突,以及完善司法救济为特征的内部阻断机制,才是防止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治本之策。     

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范式

在公共政策理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性损害导致利益受损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及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与诉求渠道不畅通之间的矛盾.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摈弃传统的打压式方法,对利益受损群体实施利益损害补偿政策;要完善公共政策体制,疏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在公共政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化解矛盾、缓解冲突.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为主要矛盾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集体行动的逻辑——以2008年重庆市出租车罢运群体性事件为例

集体行动是一个逻辑性的群体性行动。人们由于受到各种社会控制，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在诱发因素的影响下极易产生怨恨，在情绪感染和社会动员的同时形成集体行动。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是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的重要环节。     

利益冲突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及其防范探讨

在社会利益调整与分配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农民的合法利益不时被损害,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农民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农民会寻找各种利益诉求渠道维护自己利益,但遗憾的是,我国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很不完善,农民通过合法渠道维权的可能性极低,他们只能无奈地转而参与非法的群体性事件。在利益冲突视角下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要求我国不仅需大力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引导农民合理维权,而且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试论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聚积到一定量之后裂变的结果,具有"突发性"特质。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是,在正确认知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提高风险意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构建社会利益均衡与诉求机制,积极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多维发力,防止各种矛盾和冲突因子积聚而发生"基因突变"。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公共政策创新视角下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探究

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思想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各类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在近些年的集中式爆发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在于: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利益分化引起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定化;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之间的矛盾;情绪化倾向地传播,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新媒体无形的渲染和强化作用。基于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探析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现实路径:采用开放式决策的方式;重视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特性;拓宽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出台和完善相关追究事件主要责任人、参与者的公共政策;实现对新媒体的有效管理。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及其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与违法或犯罪行为划等号,其产生有理论与现实的原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并非是在形式上以高压手段完全消除群体性事件,而是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合理设置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在机制设置上完善民主公开制度和诉求表达渠道,依赖民主选举监督制度规范公权力,改进矛盾协商解决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才能最终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上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论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特征、发生机制和应对方略

近年来。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日益上升。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与事件本身没有具体利益关系、多为底层民众、突发性、非政治性、情感主导型特征。无组织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有其客观原因、主观机制（或中介机制）和行动机制：客观原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风险;主观机制主要为风险感知和日常冲突。行动机制由符号性事件、大量围观的人群和一定的场景、谣言、哄动行为和相互激励、群体性事件发生阶段或因素构成。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可以采取风险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日常冲突的解决与控制、建立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对聚集的人群和场所的管理等方式。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处置群体性事件与公民权保护

群体性事件是公共安全危机状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机关应树立即使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警察权和公民权利关系也不应背离法治轨道的理念,必须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为指导思想,正确引导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合理诉求,达到了处置与化解矛盾的双重功效。     

公安机关引导下的集会游行示威：一种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而维权几乎成了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以集群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或者意见,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对群体性事件处置采用弹压模式,不仅容易造成矛盾升级激化,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得矛盾和负面情绪积压。对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由公安机关引导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为公民维权和表达意见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节约处置的成本。     

提高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一些地方呈现多发态势,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较大,加强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刻不容缓。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公众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权益的诉求引发,能否有效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影响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该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诉求回应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有效回应公众环境利益诉求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这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面对的难点问题主要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健全、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而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等。应加强顶层设计、疏导教育,整合信访资源、完善法律救济,并构建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     

协商民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进入了利益多元分化的时代。利益多元分化趋势下出现的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加深,传统诉求渠道不畅以及利益协调机制滞后等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的诱因。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大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对协调多元利益、化解矛盾冲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倡导从政治制度层面、社会治理层面、网络民主层面等多方位地建立一个多维度、多样化、常态化的民主协商机制,从而让群体性事件消失在萌芽状态。     

安全阀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与防治

科塞的"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矛盾溯源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在事件处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相互之间的诉求无法得到公平协调,在不断碰壁后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强,在舆论的刺激下矛盾可能会向负面发展转而引发冲突。在"安全阀"理论指导下,通过制度保障、提高民众参与度、舆论引导、第三方协调等渠道,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可把矛盾冲突化解在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