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重点问题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中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就业与再就业及调整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政府行为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要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减小收入差距拉大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流动人口权益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流动人口权益状况事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公平、公正的试金石。问题的实质是与社会平等差距悬殊。流动人口弱势群体与社会的不和谐性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目前的重要任务是改变城市人口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双重标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以理性归制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收入分配调整手段的适用性

贾后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2013年第1期撰文认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问题，而市场、经济、行政、税收、法律与道德等手段在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时都有适用性。劳动能力、财产持有、偶然性和地下非法收入等因素都会使收入分配形成差距，每种手段在解决这些因素时各有优点，也有局限性。政府要针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因素进行全面调整，使收入分配差距处于人们可接受的程度。     

紧急报警与社会求助分流运行质态分析

江苏省试点运行的“紧急报警与社会求助分流”囿于体制和人员等多方面原因，分流单位“联而不动”、应急处置“运转不灵”等现象时有发生，实际效果与社会期望有很大差距。公安机关与其他联动单位的配合、工作人员的积极能动对整个分流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精细化管理’’和‘‘愿景管理”等多种手段来应对社会求助分流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合理分流群众的求助诉求，减轻公安机关压力，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论建设小而强的政府与大而强的社会——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本土化的视角

“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运用于我国,需要寻求有效的本土化路径,我国现阶段国情决定“小政府”须是“强政府”,“大社会”须是“强社会”.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较弱、政府与社会没有建立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设小而强的政府与大而强的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此,应当构建政府管理新模式,加强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约束政府行为；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关系.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公共财政思路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以公共财政手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X-效率”是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选择。但是,种种因素导致了公共财政存在“X-无效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未实现最大产出。必须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充分、高效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灰色收入”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由“灰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破坏了社会公平，离心了社会和谐。本文首先对“灰色收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灰色收入”的来源和渠道，指出“灰色收入”无论是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社会风气层面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制止“灰色收入”，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削减政府权力、消除行政性垄断和健全税收征管体制。     

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而不是诅咒市场

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已达到0.47的高位。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一种意见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于收入分配不公,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化造成的。另一些人则指出,中国的市场化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而政府疏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由此导致了收入差距加剧。还有一些人认为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都是失败的,增加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并导致中国贫富分化。     

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变迁与积极心态培育——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的经验研究

围绕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及其变迁趋势，“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数据研究发现,“三距一房两挑战”代表了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基本理解。其中，“三距”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以这三者为代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大学生群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一房两挑战”即高房价是引发焦虑感的主要来源，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成为新的挑战。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提及比例大幅下降，相关方面的国家治理得到青年群体认可。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问题认知导致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取向。其中，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更加积极；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政策偏好维度凸显了“有国才有家”的态度取向；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与财富观以及对国家在道德和绩效层面的较高要求；房价问题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存在一定相似性；关注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大学生群体呈现出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政策偏好。本文结论表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     

收入差距扩大根子在政府和国企吗？

一些人认为，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上升，挤占了居民收入。垄断国企的高工资又导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应地，这些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权力。这些观点的理论表现是“国富民穷论”。笔者并不否认政府收入增幅超过居民收入增幅、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国企内部工资差距扩大的事实。笔者要反驳的是那种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并提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权力的“国富民穷论”。     

“政府无用论”评析

李洪志在宣扬“法轮大法”的歪理邪说时,抛出了一个“政府无用论”,宣称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有“法轮大法”才是“拯救”人类社会的“唯一大法”。对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一、鼓吹“政府无用论”的目的是夺取权力李洪志宣称:“现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哪个政府也     

内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及其破解路径

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收入差距———“外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和“内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并集中关注后者,亦即收入差距本身存在一种累积循环的内生机制,初始收入的不均等通过发展需求不足和社会阶层分化最终将导致收入差距的恶性循环。缩小这种内生的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在于通过政府提供机制化的社会服务来降低发展成本,使最广大社会群体都能公平享有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     

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八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尽合理,地方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政府机构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仍然存在着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执法主体不明确、监督与执行混为一体等现象,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到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进行社会管理、开展公共服务上来,政府管了许多应该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去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一些事情却没有管好,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仍有发生.二是依法行政方面有差距.     

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趋势

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中,有一对突出的、影响全局的矛盾,这便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当今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分别日趋明朗且有固定化趋势的社会阶层:一个是“过高收入”者群体,一个是低收入者群体。“过高收入”者之中有合法的,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有非法的;低收入者、特别是其中2600万左右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者以及2200万左右享受低保者是人们所说的“困难群体”。这两个阶层从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到价值观念等方面都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断拉开了距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共…     

浙江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浙江省培育“橄榄型社会”的评估

“橄榄型社会”是对“中产阶层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形象表述。根据对收入、职业、教育等三个层面考察,浙江省中产阶层的总量和比例在“十一五”期间都呈上升趋势。,但从总体结构上看,浙江省社会结构仍接近于“底大、中瘦、上细”的“洋葱头型”。区域比较表明,浙江省“橄榄型社会”的各项指标都与江苏省相当,但与上海相比差距明显,与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并不完全匹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会越来越成为制约浙江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其本质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包括公共问题认定、政策方案制定、政策分析、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分析等步骤。任何社会都存在许多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其中一部分或迟或早会构成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那些有广泛影响,迫使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称为社会公共问题。一般地说,社会问题均具有公共特征,但它们并不都是公共政策问题。任何公共政策问题都包含五个基本条件:(1)社会客观现象,社会问题来源于社会期望与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2)大多数人…     

收入差距、社会公平感与差序政府信任

重塑民众的政府信任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课题。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大;第二,社会公平感提高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三,社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表明,随着社会公平感的增强,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会削弱;中介效应表明,社会公平感能够弱化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因此,重塑政府信任的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提高社会公平感。     

围绕群众需要加快漾濞县跨越式发展步伐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最近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指出:“云南加快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边疆民族贫困山区”,要“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努力缩小发展差距,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5年漾濞彝族自治县成立以来,漾濞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为此,县委、政府决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针对群众的需要…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化”问题分析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未真正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多元化，而是在某些领域是多元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又是一元化或“一元”基础上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样化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效应功能也不尽相同。     

政府回答人民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人民群众很希望政府明确地回答：在未来的时间里，在下一个世纪，人们收入之间的差距，是进一步拉大，还是缩小？收入上的差距，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牢骚最多的一个问题，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官倒现象”的不满，是１９８９年一般群众上街游行的心理因素。１９８８年，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社会公平的辩论》。这篇文章把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说法按照对立的观点分成两组，是模仿亚洲大专辩论会的方式写成的。其中主要辩论三个题目，不妨将其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