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假破产罪中的“实施虚假破产”

在对虚假破产罪的定罪中,对实施虚假破产的认定,是对该罪犯罪客观方面进行认定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学界对此的学理解释无法满足在相对复杂的企业破产情况下,追究虚假破产行为刑事责任的需要。对虚假破产罪客观方面的科学认定应以破产法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基础。虚假破产罪应被认定为公司、企业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然人犯罪;这里的破产概念不仅解释为公司企业的破产申请或者破产程序的进入,也应包括公司企业出现破产状态以及破产程序因出现法定情形而被宣告终结的情况;其犯罪客观方面的重点在于因行为人实施的非法财产处置行为而导致的破产基础的虚假性,并且不需要证明非法处分行为与公司企业破产状态的出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解读《刑法修正案（六）》之虚假破产罪

一、虚假破产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的立法精神,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此法条的罪名应为虚假破产罪,是指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假债务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和其他人利益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公司、企业的破产制度和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破产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破产法所保护的破产秩序;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则主要是指财产权利。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假债务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处分财产,实施…     

妨害清算罪立法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

妨害清算有其法学上的内在规定性,我国妨害清算罪立法未能完全反映公司、企业清算管理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存在诸多缺陷。扩大妨害清算罪立法调整范畴,将预先妨害行为、清算不作为及其他一些严重清算违法行为纳入犯罪范畴,是妨害清算罪立法的应然选择。     

论破产欺诈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企业的破产清算是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现象。破产欺诈违反了破产法的规定,制约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妨害了破产程度的正常运行。我国《破产法》由于立法目标的错位,对破产欺诈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就没有破产欺诈或诈欺破产一词,在实践中对严重的破产欺诈行为也没有予以及时有效的制裁。制裁与预防相结合,使企业破产步入正轨。     

论英美刑法中的欺诈罪

在英美刑法中,欺诈罪是指欺诈他人、骗取财物或者财产上的利益,或者使第三者得到财物或者财产上的利益,并造成他人财产上损失的犯罪。本文从英美法的角度分析了欺诈罪的基本构造以及其他基本问题,并对英美法中的欺诈罪规定和我国的诈骗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个比较研究,以期能够深入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诈骗罪的研究。     

破产犯罪与破产法的协调及立法完善

虚假破产行为及犯罪形态分析《刑法修正案(六)》中的虚假破产行为表现为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其中,"隐匿财产",是指将公司的财     

妨害清算罪立法分析与司法认定

妨害清算罪作为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后设立的新类型犯罪,由于条文规定得比较原则模糊,在理论和司法适用上存在着较大争议。本文从妨害清算罪的犯罪主体、处罚对象范围、犯罪实施行为的种类、严重损害后果的界定等几方面入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本罪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阐明了完善该罪的立法建议。     

对虚假广告罪适用难的理论思考北大核心

虚假广告罪适用难具有普遍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利用广告虚假宣传是实施欺诈类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对于已经造成较大财产损失等危害结果的,一般认定为诈骗等欺诈类犯罪,无虚假广告罪的适用空间;因行政法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违法责任的规定,与刑法的责任要件相悖,无法适用虚假广告罪对其进行惩处;立法设置虚假广告罪的本意是借助刑法的提前介入,惩治利用广告虚假宣传的行为,但追诉标准却错误地按照结果犯规定入罪标准,造成应适用、能适用的行为亦无法适用。     

打击涉疫情犯罪应注意的问题

打击涉疫情犯罪保持社会稳定是人民法院疫情期间的重点工作,打击重点应该围绕有关传播新冠病毒及妨害新冠肺炎防控、涉医、利用疫情非法牟利、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渎职失职等犯罪行为。在定罪中,应当注意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传染病范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法律适用条件及对没有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的妨害防控行为如何定罪,坚持不拔高不降格,严把妨害公务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罪条件。     

伪证罪研究

引言 我国《刑法》中,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其中伪证罪的主体范围以及诬告陷害罪、妨害作证罪等一些与伪证罪相关的犯罪与伪证罪的区别等问题引起了众多法学家的讨论,     

债权人不能直接诉请对清算不能担责人员清偿公司债务

【裁判要旨】破产清算程序中,债务人相关人员的行为导致债务人无法清算或者存在损失,该损失属于债务人财产。破产清算程序宣告终结之日起2年内,债权人不能起诉债务人相关人员用债务人财产向其个人清偿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务。破产管理人未请求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归入债务人财产,个别债权人亦未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诉讼,则破产清算程序宣告终结后,个别债权人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     

论我国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

虚假信息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介传播时,其具有的隐蔽性和无限制性的特征,可能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没有规定专门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而是通过散见于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主要涉及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虚假广告罪、诽谤罪等10种犯罪。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来看,犯罪     

诉讼欺诈的刑法研究

刑法中的诉讼欺诈以伪造证据为手段,提起虚假民事或行政诉讼的形式谋取非法利益,这种行为与民法上称为的诉讼欺诈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单纯的依靠民事力量已经无法制止这种行为。可是对于刑法中的诉讼欺诈行为在法律上尚无定论。本文认为诉讼欺诈与普通的诈骗罪有巨大的差别,而且现有的一种观点将它纳入敲诈勒索罪或者纳入妨害作证罪也是不合理的。可以考虑增设诉讼欺诈罪。     

诉讼欺诈的财产犯罪侧面--兼与杨兴培教授商榷

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概念本身是规范意义上的民法概念，不同于刑法中的“犯罪对象”，不能理解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作用者。因此，存在被骗者与被害者相分离的情况，“保姆案”与金融诈骗便是典型的三角诈骗。“自愿交付”系诈骗罪成立的表明构成要素，如果不是“自愿交付”的，不能得出不成立犯罪的结论，而是成立更为严重的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在诉讼欺诈的理解上，应当考察到其侵害财产的层面，不能为虚假诉讼罪完全评价。诉讼欺诈完全可以视为通过司法机器行使财产犯罪的情形，同时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按照想象竞合原理进行处罚。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刍议

针对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我国《刑法》增设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本罪是指违反信用卡管理规定,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本罪与同一条文规定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名;本罪所指的信用卡包括借记卡;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持卡人的合法利益和金融机构的信誉,其犯罪对象为信用卡信息资料;正确认定本罪必须明确其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界限。     

我国的破产撤销制度

旧破产法对破产宣告前特定期间内债务人的行为实行绝对无效制度,存在很大弊端。新破产法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实际欺诈行为、推定欺诈行为和优惠行为三类。实际欺诈是债务人故意实施的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维持适用无效制度。对于在危机期间内减少责任财产的推定欺诈行为、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或提供财产担保的优惠行为则可以由破产管理人撤销。     

破产企业财产分配顺序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对破产企业的清算过程中，由始至终离不开破产财产，它既是破产宣告后继续进行破产程序的基础又是破产债权人得以通过破产程序接受清偿的物质保证，同时还是破产企业职工得以妥善安置的一种途径。因此对破产财产的定位及分配直接关系到破产程序能否继续进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杜会稳定和债权人的合法权利能否得到更大限度的保护。所以破产财产及其分配贯穿于破产程序始终，依法分配破产财产在破产清算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目前，世界各国对破产财产的规定也有很大差异，主要来源于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和学说：固定主义和膨胀主义。固定…     

论破产程序中的财产处分规则——以“江湖生态”破产重整案为分析样本

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中的财产处分不仅关涉各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涉破产清算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破产预防程序的成功与否。以江湖生态破产重整案引出的问题为分析样本,基于我国现行立法关于债务人主要财产与一般财产的分类方法,结合财产处分行为在常规营业之内与常规营业之外、重整计划之内与重整计划之外的不同情势,可以看出破产程序中进行财产处分应当遵循一定的处分规则。     

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清算期间从其抽逃出资股东处获偿的效力

公司经营发生严重亏损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如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行为,利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追回股东出资,防止借企业破产之名达逃脱债务之实。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个别债权人从抽逃出资的股东处获得清偿行为的应认定无效,该部分财产应纳入企业破产财产范围进行重新分配。     

论逃逸企业的清算违法责任

清算违法责任缺失是企业逃逸现象蔓延的主要原因,完善清算法律法规,强化企业清算责任,规范企业退出秩序,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是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应在民事责任方面,适用企业法人人格否认,由逃逸企业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行政责任方面,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企业逃逸责任人实施财产罚与能力罚;在刑事责任方面,扩大"妨害清算罪"适用范围,加重刑罚力度,追究企业逃逸责任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