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刑事审判与卷证考察

英美法系国家控方不移送卷证给法院,庭审以口证的方式进行,能保障控辩平等,实现庭审实质化,但造成庭审的冗长和低效。由于卷证具有某些积极功能,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中广泛使用卷证,卷证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庭审和法官的裁判,但在庭审中有限度地使用卷证,法官的心证在庭审中形成,也能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我国审前控方把卷证移送给法院,庭审以卷证为中心,证人不出庭作证,卷证不当影响裁判作出,庭审实质化难以实现,庭审效率高但公正性欠缺。我国卷证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让法官审前了解辩方的观点和证据,庭审限制使用卷证,庭后裁判的作出不依赖卷证。     

制度正义与道德教育二者并重——社群主义公平正义观研究述评

社群主义的正义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两种不同的正义。前者从整体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后者从个人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实现正义要以道德教育为途径,后者强调正义的实现要有制度做保障;前者的正义是从具体社群、社会和国家条件出发的正义,后者的正义是普适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固然重要,但必须以道德教育为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制度正义与道德教育二者并重——社群主义公平正义观研究述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探讨和实践过程中,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公平正义观进行比较,是有借鉴意义的。社群主义的正义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两种不同的正义。前者从整体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后者从个人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实现正义要以道德教育为途径,后者强调正义的实现要有制度保障;前者的正义是从具体社群、社会和国家条件出发的正义,后者的正义是普适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固然重要,但必须以道德教育为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诉讼中的证明与裁判文书中的证明之比较

司法诉讼活动总体上可分为两大阶段：从司法机关立案到法 院认证结束为第一阶段,可谓诉讼证明阶段;从诉讼证明结束到宣判为第二阶段,可谓文书证明阶段。前者是思维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过程,后者则是一种静态的逻辑论证过程。二者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各有功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完整的表现形式。     

经济增长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为视角

长期以来,＂一元＂的政治世界观客观上始终是中国社会建设的真实主线,其政治社会特征一直保持着的是＂乡里从属都邑＂＂农村从属城市＂;社会的进步是后者对前者放松规制而得到社会的繁荣、社会的动乱往往是后者对前者过度约制而导致后者的激变;两者从来没有获得主体性意义上＂二元＂独立和发展。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它要求充分整合城乡两个＂发展阶段＂的政治民主,实现民主、共和的公民和谐社会。     

规划行政法治主义的危机及弥合进路思考

规划法规范构造采用的是＂目的程式＂与传统法律规范构造的＂条件程式＂有根本的不同,前者在于发挥社会形成的机能,重在法律的实现,而后者重在执行。同时行政规划有未来性的特性。基于此,依法行政在规划行政中的作用渐趋式微,容易使法治主义在规划行政领域＂空洞化＂。但依法行政在规划领域仍然有其基本的作用空间,法治主义的价值不容否定。应该根据不同规划的内容和机能来确定法律保留的事项和依据。     

隐性的遥契：反对阐释学与南宋诗学

西方的反对阐释学理论与南宋诗学中的反诠释思潮前后相距约7个世纪,但是由于艺术思维、艺术意识、艺术品质上的相通,他们在诗学特征方面表现出隐性的遥契,具体可概括为：消解作者的意图,通过强调＂风格＂和＂味＂回避内容,关注感觉和体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对西方传统庸俗释义之风的彻底反叛,是对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后者是对有宋以来＂尚意＂阐释学的颠覆,是对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解构,二者都具有解构性质。     

诚信原则进入到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述评——兼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发展与走势的影响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来以来,不少学者对诚信原则的诉讼功能及司法适用上作了诸多探讨,持肯定论的一方以欧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旗帜,主张我国民诉法应采纳诚信原则,以强化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否定论一方认为,诚信原则在我国诉讼法领域无法理基础.无论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把诚信原则与诉讼模式联系起来为自己立论,前者以为,借用诚信原则可以趁机缓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后者认为,我国强硬的职权主义模式恰恰不是生长诚信原则的土壤.     

公共管理中的绩效评估

西方国家绩效评估实践表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强力催生的结果,反过来它又有助于后者目标的实现;但囿于后者以管理主义为理论指南,从而使前者打上了管理主义的烙印。因此,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绩效评估的经验,克服其现实局限,构建当代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对阐释学视角下的明代诗论

明代诗歌阐释学相对于宋诗学来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即是诗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水月镜花＂之喻,形成了明代诗歌反诠释反笺注的阐释倾向;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学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反对哲学层面的本体论主义和传统的内容说,二者在诗学特征方面表现出隐性的遥契,具体可概括为：消解作者的意图、回避文本内容和关注感觉和体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对西方传统庸俗释义之风的彻底反叛,是对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后者是对有宋以来＂尚意＂阐释学的颠覆,是对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解构,二者都具有解构性质。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都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依规追究环境破坏责任、实现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上殊途同归。当前,二者衔接不畅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健全,磋商机制实效性不强,诉讼序位仍有待厘清,证据移送及协同调查规则不明确,生态修复责任需落实落细等。为加强两种诉讼制度的衔接配合,避免不同机制功能重叠和行政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诉前应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设置磋商前置程序,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先顺位;诉中应建立并完善证据移送与协同调查机制;诉后应强化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履行与相应的检察监督。     

民族主义思潮的两个来源及其影响

民族主义思潮是塑造国际关系和影响现代国家建构的一大主流思潮,它伴随着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思想发展而成长壮大。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最初主要发生在法、德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它被赋予了两种显著不同的哲学色彩,分别是共和主义色彩以及历史主义色彩。前者以理性和人道为口号,建立在启蒙运动所树立的平等观念与个人权利的哲学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对理性主义反动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哲学基础上。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塑造。这种糅杂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对后发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构成了学习的重要范例。它们不仅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方向,由普世的统一世界观转向个体的特殊论,同时,其强大的动员力也影响了后发民族国家的建构,它内在的民主观念与国家主义的张力对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与基础

中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顺应了司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内涵是,审判制约、引导、监督、检验着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以审判为中心"的基础仍然是全案移送主义,而不能改为起诉书一本主义、部分证据移送主义。     

租证：证书岂能乱挂靠

人证分离,南郭先生挑大梁;职业印章,要用诚信做印泥。有＂洋打工仔＂学说中国话,说最难搞定的还不是把打卷的舌头捋直了,而是把新词的意思弄明白了。比如＂租证＂和＂挂证＂。甭说老外,就连记者也是一头雾水,直至聚焦、探究后才敢试做解读：租证是指企业行为,挂证是指个人行为。企业为获取相应的从业资质,租用拥有职业资格的人手中的证书;     

论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多元主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多元主义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联合问题,也即人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自近代以来,多元主义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之趋势。关于＂多元主义＂,学界有＂价值多元主义＂和＂多元主义事实＂两种基本解释。价值多元主义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它是一种认为多样化的价值彼此间是不可公度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伦理学说;＂多元主义事实＂用来指称社会的多元主义现象。正是有了多元主义事实,才需要发展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性问题,以确保多元化价值的实现,确保各民族、各阶层利益的均衡与发展。     

英国新右派思潮述评

新右派是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世界性大危机的产物,是作为填补凯恩斯主义的空白而出现的.英国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新右派在英国的发展和传播有其独特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新右派是英国统治阶级和政治体制特殊发展过程的产物.英国的新右派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部分.前者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后者更加强调国家权威和秩序.两者因为都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私人产权而联合在一起,新右派提出的"自由的经济,强大的国家"的对策,成为反对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对付滞胀危机进而治疗"英国病"的一剂新药方.     

杰斐逊重农主义和汉密尔顿重工商主义的分歧、竞争与融合

美国早期历史上存在两条国民经济发展路线主张,即杰斐逊重农主义和汉密尔顿重工商主义。两者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存在分歧,即,在经济思想方面,前者思想乃对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美国本土化创新的成果,即美国重农主义思想;后者思想乃欧洲古典重商主义和汉密尔顿制造业保护主义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前者主张大力发展北美大陆扩张性农业经济,同时发展作为农业的仆人的手工业和家庭制造业,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国内经济政策和自由贸易国际商业政策;后者主张在发展农业经济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工厂制造业和商业,主张实行制造业保护主义政策和重商主义政策。在政治经济利益与国家发展前景方面存在竞争。两者又具有诸多内在契合性、相容性或一致性。在应对国际重商主义体系挑战、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危机及在满足国民经济发展转型需求下,两者在1789年联邦国民经济发展路线中实现了融合,并达成共识:通过建构联邦统一的国民经济发展路线,在联邦国民经济一体化、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扩大化和一体化中,两者各得其所地发展、相互促进地发展。     

“转型陷阱”的提法也许更恰当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其主笔的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转型陷阱＂这一概念,以别于近年中国学界热论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份刚发布不久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确立党内监督的新观念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建立健全党纪、党规、组织、制度以对全体党员进行有力的外在约制;一是确立与外在约制相适应并反映时代精神的监督新观念。二者的关系是:前者的建立健全有力地促使和推动后者的产生与发展;后者对前者的建立和健全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在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过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