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棘手公共问题"及其治理之道

"棘手公共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治理难题,具有高价值冲突、非结构化和不确定性特征。伴随着大量棘手公共问题的出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普遍陷入治理效果不彰的境遇,出现价值观念难以整合、治理流程运行不畅和治理方案无法明确的治理困境。基于对棘手公共问题特征的把握和当前治理困境的反思,公共价值管理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战略目标,通过构建"战略三角模型"的行动框架,将使命维度的定义公共价值、政治维度的支持与合法性以及运营维度的运作能力三个环节嵌入公共价值创造过程,可以有效耦合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需求。加强对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谋求价值共识、优化授权环境以及完善运作能力的行动策略,可为提升棘手公共问题的可治理性提供方法论支持。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协同治理生成逻辑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应对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征的发展,由个体失败所演绎出来的协同治理似乎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然而,基于对不确定性的重新解读、个体失败的行为指向和对协同惰性的深刻认知,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存在一定的推理谬误,这并非是从"应然"到"实然"的简单跳跃。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种更适合后现代社会治理的逻辑演绎。并基于协同惰性的风险,一方面要以公共权力为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要以政治认同、主体条件、经济绩效、制度保障等四个要素为功能性支撑,以期达到善治的目的。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价值认同何以影响绩效:理论框架与研究议程

"善治"是绩效治理的主要目标,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表现为以"政体"为中心、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善政"是"善治"实现的前提,作为"善政"的重要方面,政府公共管理者的公共价值偏好及其与政府价值目标间的关系将会影响个体和组织绩效。本文以探讨"公共价值认同"与绩效的关系为研究问题,首先,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界定了"公共价值认同"的概念,认为"公共价值认同"包含"公共管理者个体价值偏好与集体价值偏好"以及"公共管理者集体价值偏好与政府价值目标"两个层次的一致性;其次,介绍了测量公共价值认同的方法;最后,提出四个未来研究假设。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论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在"棚改"中,扶贫的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诱致城中村改造呈现改造主体外部化、改造目标公共化、改造知识去地方化、改造结果士绅化等空间生产困境,大多数城中村常住人口居住处境改善程度有限。基于可持续人居目标,批判和导正空间异化的现实逻辑,政府应将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以房屋使用价值回归为焦点,通过包容性和整体性空间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实现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构建空间再生产图景,实现既有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的突破与空间治理绩效的提升。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由"胜任""自主""归属"等三者构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要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之间能够形成耦合互动的对应逻辑,从而构建了公众参与"动机—动员—机会"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框架,市域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包括公众参与"需要"中的"胜任、自主和归属"分别激发出不同的参与动机、政府基于公共价值进行的"动员"以及扩大"动机激发""价值动员"二者交集的"有效机会"。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近几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整体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当前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急需调动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要求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基于协同治理的角度,阐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容框架,即内涵、价值导向和治理结构,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政府绩效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绩效领导途径的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借用西方的制度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的方式在我国有明显的"水土不服"。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从"品清湖综合整治"和"下围村村民议事"实例中获得线索,讨论绩效治理、绩效领导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证实基于公共价值的协同领导系统——绩效领导更符合我国社会情境的引导公民参与的重要途径。绩效领导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其框架内的价值领导、愿景领导、效率领导相互作用,通过识别需求、整合资源、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帮助提升政府绩效水平。     

政府绩效损失及其测度: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的理论框架

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效率至上"理念试图寻求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唯一最佳路径",这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政府绩效改进不仅要关注组织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寻求在不同情境下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绩效损失是基于对政府绩效结构的认识,审视绩效生产过程和改进绩效的切入口。政府绩效损失从工具理性和公共价值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府绩效管理分析方法的价值分析路径,从回顾绩效损失的概念及其治理的研究出发,以政府绩效价值链分析的"环节—要素"矩阵为基础,论述了公共价值管理范式下绩效损失测度的理论框架。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公共性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与重要品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真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并享有公共利益,这些均与以共在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相契合。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的治理立场分离、公共价值认同分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现实考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增长。为此,可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公众的公共价值培育、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入手,增强并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思考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公益性和商业性并存的混合体,一直饱受学界和社会的争议,但就社会企业的发展来看,社会企业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价值理念,将商业模式与社会服务创新紧密结合,是以实现社会目标为导向的组织类型和可持续性商业模式,此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它是适合我国今后创新社会治理的一剂良方。除了其价值取向,不管是从宏观政策背景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需求来看,社会企业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股力量。但其由于宏观制度尚未给出法定意义上的官方认证、以及存在着同行业竞争困境和社区文化认同困境,社会企业尚未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 ——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