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侦查陷阱抗辩权的成立条件

本文运用我国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对侦查陷阱抗辩权的成立条件进行分析,这些条件包括:(一)设置侦查陷阱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实施主体为具有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及其派出的代理人,作为被诱惑者则是诱惑侦查中所针对的特定的个人;(二)在侦查陷阱的设置上,侦察机关或仅仅基于不合理动机的猜测而启动侦查程序,或在具体侦查措施的使用上,提供了一个不合理的机会,或提供了一个合理机会但又加予了怂恿,侵犯的客体是侦察机关的工作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三)被诱惑者的犯罪意图是因侦察机关不当的诱惑行为而产生的或者强化的;(四)侦察机关不当诱惑行为和被引诱者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试论诱惑侦查之限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两大法系在传统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但如今已汇成相同的发展态势: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对其进行规制.我国没有赋予诱惑侦查以合法地位,致使实践中存在的这种侦查方式难以受到应有的约束.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诱惑侦查进行限制,严格启动诱惑侦查的条件,在合法展开的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若存在主观上的瑕疵则不应认定为犯罪,对认定为犯罪的,在量刑时应考虑被诱惑的情节,减少诱惑侦查的消极影响.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我国确实存在着诱惑侦查的事实,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能否被定罪量刑,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被诱惑侦查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分析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若干刑事立法建议.     

毒品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措施之分析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诱惑侦查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侦查方法,对于通过诱惑侦查措施所侦破的毒品犯罪案件,如何对被引诱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定性,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通过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对被引诱人应以犯罪未遂论处,而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则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者的罪责初探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的罪责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国外有关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学说、法理和原则,根据罪责自负和罪刑相当的原则,探讨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罪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论刑事诉讼中的诱惑侦查——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参考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并没有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定位,尽管其在实践中已被侦查机关所运用,但出现的问题颇多.为减少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原则及合法性应明确予以规定.     

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者的罪责初探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的罪责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国外有关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学说、法理和原则，根据罪责自负和罪刑相当的原则，探讨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罪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诱惑侦查规则之构想

诱惑侦查在实践中是一种极有成效的犯罪侦查手段,我们应通过法律规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适用诱惑侦查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确定采用诱惑侦查手段的主体;建立诱惑侦查的审批程序;对诱惑侦查主体的行为予以法律限制;赋予被诱惑者“陷阱抗辨”权力;明确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诱惑侦查适用新探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刑事司法中已被广泛采用。应该把诱惑侦查界定在机会型诱惑侦查的范围内,明确适用主体、范围、条件、程序、模式等。     

也论诱惑侦查的规制--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视角

“诱惑”这一刑事法律并未规定的侦查手段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被广泛应用 ,其对刑事诉讼最终价值目标的实现 ,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面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 ,如果不从立法上对诱惑的条件、范围、对象等予以明确规定、对诱惑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规制 ,侦查机关的这一侦查行为 ,必将演变为“引诱者”与“被引诱者”的共同犯罪行为。本文从诱惑的表现形式入手 ,结合司法实践及国外有关情况 ,对诱惑侦查的有效规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试论诱惑侦查行为的类型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查犯罪,侦查人员及其派遣的有关人员作为诱惑者,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被诱惑者进行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对诱惑侦查的类型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诱惑侦查按9种标准,可划分为22种类型。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 ,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 ,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 ,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 ,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利用诱惑侦查措施侦破毒品犯罪案件行为之分析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诱惑侦查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侦查方法,对于通过诱惑侦查措施所侦破的毒品犯罪案件,如何对被引诱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定性,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通过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对被引诱人应以犯罪未遂论处,而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则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至于我国相关规定中所阐述的特情诱人犯罪的案件的定性,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理智的做法应当是通过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严格限制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措施的实施,以充分实现刑法的自由大宪章地位。     

诱惑侦查的刑法审查

钓鱼执法的不良影响引起了行政执法方式的全面反思。刑事领域中,钓鱼执法的孪生兄弟诱惑侦查同样也值得反思。诱惑侦查本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在罪责承担方面也与罪责自负理论背道而驰;从行为表现看来,诱惑者与被诱惑者构成了共同犯罪;对被诱惑者追究责任也违反了刑罚的目的。诱惑侦查虽然在毒品案件侦查中被不同程度的运用,但其在刑事实体上仍然具有明显的危害。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诱惑侦查在索贿犯罪中的适用

将诱惑侦查在贿赂犯罪中的适用限定为＂犯意明确暴露＂且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较大的索贿犯罪为宜。在索贿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行性。索贿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应遵循人权保障原则、最后手段原则、诱惑适度原则。可以将＂有证据证明存在索贿故意＂和＂被索贿者同意协助＂作为诱惑侦查的启动条件。应加强索贿犯罪适用诱惑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完善诱惑侦查中证据的收集规则,建立更加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研究

诱惑侦查行为过限问题,包括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和被诱惑方的行为过限。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通过隐匿身份的手段调取证据中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予以禁止,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否定诱惑侦查过限行为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综合对诱惑方的行为过限加重"犯意"的证据的排除规则和方式,能有效地反作用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实施过程的监督和自我完善,促使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加强证据意识和防范自身行为过限加重犯罪嫌疑人的"犯意"。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实施诱惑侦查的危险程度进行了严格限制,规范和指导了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过程。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 ,侦查以及协助侦查的有关人员 ,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 ,暗示或诱使他人进行犯罪 ,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 ,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要借鉴日、美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 ,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策略容易被滥用。对于其立法性也有争论。故此,应从立法上、司法上和监督机制上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以对社会和公民进行保护。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在许多国家已被广泛使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使用率也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在使用中易引发一些法律问题。要使诱惑侦查最大限度地发挥打击犯罪的效能,就应当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对象、主体、行为方式、审批制度等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