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读

欧锦雄教授认为:我国的宪政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独立及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同时兼有政治协商的民主政治体制。宪法赋予了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和检察院重大的国家权力或民主权利,因此,这些国家机关和政协组织是我国宪政建设的主要力量。机关法人制度要求各国家机关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财产,这独立财产,既是机关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前提,也是它们相对独立地行使宪法职权的物质基础。完善的机关法人制度可以使我国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和检察院能充分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     

关于积极推进宪政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本文认为宪政建设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并阐述了宪法精神和宪政实质内容,强调权利保障、权力限制和依宪治国。建议开展学宪修宪活动,为深化政治改革创造条件;成立宪法法院,强化宪法保障制度;赋予政协维宪职能,强化政协民主政治作用;改进人大制度,进一步完善宪政基础;试行县市直选制,扩大地方民主自治权限;等等。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我国宪政建设。     

严守公平正义底线 促进法治海南建设——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

2008年，全省法院按照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对法院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领导、监督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严守公平正义工作底线，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关于“两高”与国务院部委联合发文的思考

我国的立法体制和法律解释体制建立在司法权与行政权异质的权力属性及两种权力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权限范围之基础上。实践中两高与国务院部委联合制发具有规范性内容文件的做法,混淆了权力界限,于法无据,不利于国家法治建设。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使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关系回归宪法轨道,首先需要摒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以实现后体系时代有效实施法律的法治目标。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政权"组织"形式的原则,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其中,《宪法》第3条第1款是关于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总的组织原则;第2款关于人大和人民的关系的规定主要是民主原则(即政体中的第一层含义——国家机关如何产生);第3款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工(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的规定,体现的主要是集中原则(即政体中的第二层含义——国家机关彼此间的横向关系);第2款和第3款结合起来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第4款确定的是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映的是集中制原则。然而,《宪法》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是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其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实行的是合议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国家主席制度中则不包含民主集中制内容;行政机关内部实行的是首长个人负责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军事机关内部实行的是个人负责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实行的是合议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检察院内部的检察委员会制是有条件的合议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     

论政治学视角下的法院体制行政化

我国虽然设置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院，也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独立性，然而中国追求的内政目标难以使包容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付诸实施，“法院体制行政化”现象已成为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核心因素。本文首先描述法院体制行政化的现状，接着对其成因进行探析，并对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可能性的改革对策，以期早日摆脱“行政化”的困扰，逐步建立起符合司法活动本质要求的现代法院体制，使其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助推器。     

关于完善宪政责任制的几点思考

如何承担行政责任,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一直是人们深思的一个话题。完善宪政责任制的体制建设,应重在实现宪法至上和创制良宪,实现权力机关和政府关系的正确定位,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体制。     

我国行政监督机制中人大监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大在行政监督方面最高权威监督主体的地位。然而在实践中,人大在对政府权力 监督方面却存在着"弱监"问题,因此,应从监督意识和权威、监督体制、法律和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及监督方式和手段等 方面入手,不断强化人大监督政府的职能。     

三大法律传统共塑新监察体制的法治省察

独立于各级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在京晋浙三省市试点创设,是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举措之一。以合署办公多年的各级党委纪检委、政府监察厅局为基础,将检察机关的反贪防腐机构并入其中,组成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并列的监察委员会,这是1954年制宪以来国家执法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这一改革,体现了党和政府加强反腐执法权力、提高反腐执法效率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将传统中国御史监察制度、苏俄工农监察法制和欧美各国监察法制精华熔于一炉以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之有效机制的宝贵尝试。本文在考察古今中外三大监察制度传统对我国新监察体制影响的基础上,依据民主法治价值原则对新监察体制试做法律文化省察,并就这一体制的完善贡献建议。     

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从院制结构看,在人大内部增设了一个常设机关,并对职能进行明确分工,使我国人大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兼容了两院制的优势;从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看,国家权力统一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又形成了权利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政权体制;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来看,在人大与政协的互动关系中,使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得到发展、完善。     

宪政、议会、政党

宪政是民主运动的产物,是民主的宪法化。宪政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但不等于法治的完成。宪政的实行离不开议会,而议会的顺利运行则有赖于政党。一个国家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政党的逐渐成熟完成的。     

美国宪政思想基础浅析

以宪法为核心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是美国所作出的最成功的制度创新，是其一切发展的制度基础。要探询美国宪政成功的奥秘，必须首先分析美国党政的思想基础。总的来说，美国宪法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可以归纳为新教思想、法治思想、人民主权思想和分权政府等几大方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独特的美国宪政模式。     

中国“宪政”问题探析

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为各国效仿,中国亦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看待西方宪政制度,如何认识中国自己的政治,又如何看待法治与宪政的关系,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向宪政道路时,必须认识的一些基本问题。     

对中国宪政现状的几点分析

我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宪政历程,但时至今日,仍不能说我们实行了宪政。究其原因,是诸多复杂的因素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等合力的结果。中西方关于宪政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对中西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寻找宪政得以实施的社会条件,进而促进宪政在我国的实现。     

成熟的市民社会－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本文认为 :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蕴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作者指出 ,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 ,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 ,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 ,文章强调 :应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宪政程序正当化:宪政建设的制度基础

宪政程序正当化是宪政建设的依托和目标。对于宪政建设而言 ,制宪程序正当化是前提 ,行宪程序正当化是基础 ,护宪程序正当化是保障。程序是宪政运作过程的形式载体 ,宪政的运作需要程序的建构、完善与实施。如果没有宪政程序 ,宪政的运作将会是无所依托、杂乱无章的行为。宪政程序的合理性就在于其自身的正当化 ,这种正当化就其外在价值而言 ,必须支持宪政所内蕴的实体内容 ;就其内在价值而言 ,宪政程序的正当化意味着“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秩序——反思立宪主义的一个视角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宪法与宪政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宪法秩序,它是宪法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片面化强调了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忽略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积极能动性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把握,进而难以形成一种理想的宪法秩序,现代宪法规范应注重二者双向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宪法秩序,并通过构建具体制度加以保障.     

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走进西方宪政的文化历程 ,解悟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追寻西方宪政的文化源头 ,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其中 ,基督教的性恶论是西方宪政的文化根基 ,契约自由的政治化是西方宪政文化的逻辑起点 ,人本主义的崛起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 ,而法治文明的近代转型逐步实现了宪政之理想。     

《大宪章》对英国宪政的影响——兼论《大宪章》现象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在英国宪政史和世界宪政史上，《大宪章》被公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大宪章》虽然是一部封建法律文件，但事实上由于法律拟制的运用，《大宪章》为后世的宪政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大宪章》现象对我国的宪政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略论构建服务型政府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一般趋势和规律,也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由经济建设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核心是要抓好政府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