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裂国家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立足于刑法规定 ,紧密结合司法实践 ,对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罪间界限及其罪数形态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证券内幕交易罪的司法认定与处理

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与处理的困难。如何合理的确定本罪,直接影响着司法公正。应依据刑法的基本理论,分别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数形态以及本罪的共犯形态等不同方面分析本罪的司法认定与处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规制行为类型理解有局限、"违法犯罪"认定过于宽泛、部分罪量事实轻描淡写、此罪彼罪的区分标准不统一的误区,使该罪面临被轻易且过度适用而成为新的"口袋罪"以及定罪量刑上失准失衡的风险。应在认知上明确:一是该罪规制的行为包括相应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相应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及一类新增犯罪共三类行为;二是对该罪"违法犯罪"罪状的理解应坚持限缩解释立场,切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将其限定在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内;三是但凡出现犯罪竞合时,均应以更严重犯罪定罪处罚。在制度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整合清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干问题研究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案件近年来不在少数,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部分判例是对此罪的滥用。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学方面看,把握此罪的构成要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从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相关判例可以分析探讨此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危险方法的认定和公共安全的认定。司法实践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任意扩张此罪外延,进行扩大解释。     

伪造货币罪若干疑难问题例解

以实践中疑难案件为例,探讨伪造货币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比如伪造缅甸元之类外币、代币券、外币有价证券能否构成伪造货币罪,伪造方法、假币逼真度是否影响定罪量刑,制造、贩卖货币版样行为应如何处理。     

变造货币罪之司法适用探析

1997年刑法吸收单行刑法的规定增设了变造货币罪。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把握本罪司法认定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数形态等相关问题;明晰本罪的刑罚适用。     

论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几个问题

对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客观行为的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罪数问题以及该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区别等疑难问题进行探讨 ,对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有现实意义。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认定及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对“非法传销”明确入罪,使“组织、领导传销罪”成为独立罪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以往对非法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也加大了对该行为刑事制裁的范围。加强了打击力度,能够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使得罪与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除准确区分直销与传销外。应注意三点：一是单位不能成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二是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种行为犯：三是组织、领导传销罪与其他罪可数罪并罚。     

奸淫幼女应独立成罪

奸淫幼女的行为究竟该怎样定罪?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分立说,一种是统一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取消了奸淫幼女罪,把奸淫幼女的行为纳入到强奸罪里来,以强奸罪定罪处罚。文章通过对奸淫幼女这一行为及其立法精神的考察,认为奸淫幼女的行为与强奸妇女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奸淫幼女的行为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该独立成罪。     

聚众哄抢罪的多视角分析

聚众哄抢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其立法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该罪作为一种聚众犯罪,是必要共同犯罪,聚众者和积极参加者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聚众哄抢罪属于不纯正数额犯和开放性数额犯,对于数额较大和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二者居一,即可定罪。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本罪与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界限。对于多次实施聚众哄抢行为,但是每一次又都不构成犯罪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应以多次实施行为的总数额计算,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构成犯罪。聚众哄抢罪以结果定罪,所以在犯罪过程中不存在犯罪预备、中止形态。在立法上,对聚众哄抢罪还应作进一步完善。     

内外勾结型金融诈骗犯罪初探

内外勾结金融诈骗行为如何定性,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文章分析了＂依有身份者之行为性质定罪说＂的合理合法性,进而对司法实务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不应包括故意杀人

抢劫罪的手段行为是否包括故意杀人是抢劫罪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理论上存在多种学说,众说纷纭.主流学说支持手段行为包括故意杀人,并列举了相关理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对其进行了确认.但从刑法法条间的逻辑关系出发,将故意杀人行为排除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才可以实现准确的定罪量刑.     

从恢复性司法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刑事化”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国家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他主体之间积极主动的沟通和交流,让犯罪人有机会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尽快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同时使得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有效的补偿,使被害人受犯罪影响的生活能够尽快地恢复常态,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借鉴其合理之处,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寻找失去的主体--探求增设贷款诈骗罪单位主体的必要性

目前,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频繁发生,严重侵害了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制度和金融机构对所贷资金的所有权.我国现行刑法未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使得司法机关难于寻求适当的法律依据追究其刑事责任.增设贷款诈骗罪单位主体势在必行.     

浅论共同犯罪的中止

共同犯罪的中止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它是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这两种犯罪形态的结合。犯罪中止是一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中止不仅存在于单独犯罪中,而且存在于共同犯罪中。我国法律对共同犯罪的中止未作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定性不准的情形。为此,有必要对共同犯罪的中止进行探讨。     

涉众型经济类犯罪现象的发生与刑罚机制的完 善简

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受害人特别众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特别大,在定性、量刑与执行过程均存在难以解决的病症,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因此,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处理必须解决司法审判机制中实体与程序方面的问题,又要在行政视角进行构建,实现两者的双重结合.     

不当行使所有权的刑法评析——以案例分析、学说检讨为中心论

以不法手段行使所有权该如何定性,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颇有争议。如果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夺取型财产罪的法益采取修正的所有权说,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则案例进行实质分析,可以得出合理结论:即行为人如果只是单纯地取回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的财物,不构成财产犯罪,侵犯其他法益的按其他罪名处理;如果行为人在取回财产后又进行索赔,应按诈骗罪论处。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但是有些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被定为知识产权犯罪,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甚至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在未来的《刑法》修订时应该作如下调整：首先,把知识产权犯罪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犯罪来规定;其次,在知识产权犯罪内部立法中,应把知识产权犯罪分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     

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