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制度研究

《华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均在第18条规定了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制度.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的主要判断标准是承运人对货物的掌管;“掌管”的概念是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制度的核心要素,应分析当事人约定、承运人对货物的控制状态等因素确定其含义.当货物处于航空运输的辅助运输、替代运输中,一般也被认为处在航空运输期间内.我国应调整航空运输期间的判断标准,增加替代运输的规定,以完善国内的航空货物运输期间制度.     

国际航空运输领域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航空法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部门,既包括公法又包括私法,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航空器高速飞行和跨界运输的特点,加之各国航空运输领域民事责任立法之间的歧异,不免引发国际航空运输有关法律关系的法律冲突。华沙公约体系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仅仅调整航空运输责任问题,而大量案件的处理需要由冲突规范来指引。受海商法的影响,航空法中的国旗国法原则逐渐被各国实践及公约所接受,但是,与船舶主要航行在无主权存在的海域航行不同,飞机主要在主权国家的上空,所以航空运输侵权行为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国旗国法原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国际私法角度对航空运输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中的国旗国法原则及例外作初步探讨。     

当代国际航空运输管辖权制度发展中的新问题

通过分析“华沙公约体系”到《蒙特利尔公约》中国际航空运输管辖权制度的演化，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国际航空运输管辖权制度处于一个新老体系交接的过渡时期。各国相关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判决势必对《蒙特利尔公约》中管辖权制度的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同时，国际航空运输管辖权制度将会因为互联网等非法律因素的作用，变得更加灵活多样。目前，应该在国际航空运输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明确支持新型管辖权在我国的适用；在电子客票全面普及的背景下，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管辖权的国内立法应该与国际航空运输大国对《蒙特利尔公约》管辖权制度的解释观点保持一致；但是在具体的司法操作层面应该逐渐向保护国际航空运输消费者和托运人利益方面倾斜。     

论航空运输中对旅客的损害赔偿责任

航空旅客运输有国际国内之分,在法律适用上有所差异;国际航空运输中主要适用华沙体系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国内航空运输则适用各国国内法的规定。从国际航空公约和我国航空法对旅客损害赔偿责任体系的比较看,二者对旅客损害赔偿责任期间、损害构成、赔偿主体等规定模糊,我国航空法对旅客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规定的比较单一,赔偿标准较低。我国应当结合国际航空条约中的有益规定和国内相关法律中的规定对航空法进行修订,这是健全和完善我国航空法体系的必由之路。     

国际航空运输人身伤亡赔偿的国际私法路径浅析——以“5·19埃航客机失踪事件”为例

国际航空运输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后续法律处理难度极大,特别是当事人和罹难家属最为关心的人身伤亡赔偿问题,由于诉讼地和适用法律不同,导致最后的赔偿数额也大相径庭。应根据《华沙公约》或《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确定管辖、准据法、赔偿标准等事项,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试论国际航空承运人对旅客的赔偿制度及我国立法对策

1929年以来,世界各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相继达成了一系列国际条约或协定,其中以1929年华沙公约为主轴,因此,这一系列条约所形成的国际航空承运人赔偿制度,被国际民航界称之为“华沙体系”。2003年正式生效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华沙体系”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新的国际承运人责任赔偿制度,我国应当与蒙特利尔公约接轨,进一步完善有关的国内立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负面效应分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负面影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公约>生效的负面影响:第一,<公约>的生效导致国际海洋划界争端的加剧,其根源主要在于<公约>关于划界原则笼统、含糊的规定,导致各国对海洋划界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巨大分歧;第二,专属经济区内海上冲突的法律争议加剧,其根源主要在于<公约>的不完善,以及少数海洋大国利用<公约>的缺失侵害他国的专属经济区权益;第三,海洋法中"剩余权利"问题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公约>对许多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海洋和平利用以及海上反恐问题上引发的争议.     

和平解决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法律程序之纬

中日两国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学者们对东海划界原则等实体问题已多有论述,但大都忽略了对争端解决之法律程序的讨论.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日两国均有义务遵守<公约>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法律程序.该程序允许并鼓励争端当事方首先运用谈判协商等各方自行选择的和平方式,但又同时规定在已诉诸这种方式而争端仍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有权启动包括诉讼、仲裁等在内的第三方强制解决程序.在<公约>框架下,中日东海划界争端在法律程序上存在走向何方的可能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期已根据<公约>第298条发表排除性声明的背景.论文力图根据<公约>的规定及相关背景情况,就和平解决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法律程序走向作出分析.     

华沙体制民航承运人责任制的嬗变及影响

华沙体制规定了国际航空承运人的责任制度,但华沙体制九个文件并存的状况势必会破坏华沙公约的统一规则,为此,国际民航组织签署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该公约将华沙体制九个文件合并为一体,确立了国际航空承运人新的责任制度,这将对我国民航业及其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继承与发展了华沙体系,于2003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并在2005年2 月28日对中国生效后产生重要影响。该公约不仅在1929年《华沙公约》的基础上全面提高赔偿责任限额、明确规定了旅客延误的赔偿限额、简化了运输凭证并恢复其正常的功能和增加第五种管辖权务款,而且引入了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双梯度责任制度”、建立了限额的定期审查机制,并首次规定了先行付款制度和仲裁条款。研究新公约的这些制度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航空立法,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邓小平“一国两制”法律构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一国两制”在港澳问题上的成功实践，是其政治构想法律化的具体表现。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法律构想之下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这为当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试论我国内地、港、澳三地物权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物权作为民法中的基本制度 ,在我国内地、香港、澳门的民事立法中存在较大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 ;物权客体的范围不同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规定不同 ;物权取得、变更和消灭的规定不同 ;动产和不动产的规定不同。解决内地、香港、澳门三地物权的法律冲突可遵循下面几个原则 :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均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运输中的动产物权 ,适用送达地法 ;运输工具物权 ,适用登记地法。     

关于新阶段高校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的思考

高校历来都是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领域和重要阵地，高校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与眷属众多，出归国留学人员众多，这是高校统战工作的有利资源。在新世纪新阶段，高校在开展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时，不仅要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凝聚他们的人心，同时也应该为他们搭建活动平台，发挥他们的优势，去凝聚其它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继而扩大高校统一战线的阵容。     

易科制度比较与借鉴——大陆与港澳台刑罚比较研究

刑法大量规定的罚金刑，反映了我国刑罚结构新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立法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但是，罚金刑适用当中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司法机构。文章通过对大陆与港澳台刑罚的比较，对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港澳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大陆建立相关制度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后,党和政府回应人民的要求,加快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步伐。在中华文化圈内,港澳台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并发挥了其预防与遏制腐败的功效。港澳台与大陆同种同文化,其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成功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大陆更有启示意义。     

我国不同法域的刑事法律冲突及其处理原则

中国作为一个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法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区际刑事法律冲突问题。其解决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原则;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原则;平等协商的原则;及时、有效地惩治犯罪原则。     

加强与港澳警方协作打击新型赌博的思考

当前，经港澳传入内地的地下“六合彩”赌博、赌球和网络赌博等新型赌博呈蔓延之势，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为严厉打击这类新型赌博，应加强与港澳警方的协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形成打击合力。     

中国大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区际合作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被联合国大会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在全球化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同时,跨国有组织犯罪也借此"东风",把其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地区包括港澳台,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特征和地理类型,更是成为了有组织犯罪滋生的敏感地区。因此,我国中央政府积极与港澳台地区开展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合作与交流,具有重大的本土意义、区域意义和国际意义。     

我国往来港澳管理制度的改革之思考

我国往来港澳管理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满足现实需要、兼顾长远发展的新的往来港澳管理制度,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为前提,确保法规的稳定性、法制的统一性、改革的方向性和执行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