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政府虚拟社会管理水平的思考

由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催生而出的虚拟社会,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网络社会问题,增大了社会管理难度。把握虚拟社会特征,借鉴公共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涵,改变政府传统的单中心控制式管理方式,形成政府主导、法律规范、企业自律、网络社群自治的虚拟社会多元治理模式,应成为提高政府虚拟社会管理水平的方向。     

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法治化治理※

近年来,网络谣言逐渐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网络谣言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其固有的特性决定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小觑。治理网络谣言有多种路径和方式,但法治化治理是较为高效、理想的选择。应该尽快推行网络实名制管理办法,切实落实行政公开法律制度;同时,要加强网络立法,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要完善法律惩戒机制,依法惩处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不法网站。     

网络社会的基本特性及其公共治理策略

当前网络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和现状的重要领域。网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现实体制的治理状况。然而,现有研究对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即网络社会的基础特性和运行规律,还缺乏探索。这就导致现有对网络社会的治理,基本延续了现实社会治理的策略和手段。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勾勒出网络社会的基础特性。首先从概念角度,辨析了网络社会的三种视角—虚拟社会说,现实社会延伸说,现实-虚拟混合说,提出网络社会的本质是虚拟与现实社会的混合态,从而扬弃了可以沿用现实治理手段有效治理网络的传统路径;其次从三个角度探索了网络社会的基础特性:作为信息网络的特性;作为复杂巨系统的社会特性;作为中国独特政治现象的特性。最后提出了网络社会的若干基础治理策略。     

网络谣言治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网络谣言迅速传播,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动摇国家政权的重要诱因。只有充分认识网络谣言的内涵与特点并深刻分析网络谣言扩散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建设;提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透明度、真实性;完善网站行业自律制度,发挥谣言过滤器的功能;加强道德教育,提高网民对网络谣言的理性判断,从而有效提升治理网络谣言的成效。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顺利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对网络发展中国家产生诸多不利,直接损害了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纵容了网络国际犯罪。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方面,有效的机制和框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国利益不同,从而在法律制度及对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方面存在认识分歧。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尤其是在网络将世界各国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地球村"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针对跨国网络问题,只有各国携起手来,构建合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商业贿赂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分别从商业贿赂的涵义、存在的根源、社会危害、治理对策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商业贿赂的根源在于产权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并基于此,对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提出了相关的制度建议。①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价值旨趣、实践成就与未来进路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事关治国理政全局，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保障整个社会有序和谐的必要举措，是凝聚民心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工作思路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在主体建设方面基本确立了多方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在制度保证方面逐步健全了相关法律和制度，在治理实践方面拓展了红色阵地和主流舆论。面向新征程，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还需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和现实关切，不断解决治理实践的硬制约；提升思维能力和治理水平，切实破除治理实践的软约束；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夯实治理实践的强基础；坚持完善和落实法律制度，推动制度效能转化为治理实效。     

我国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过积极探索,各地形成了多种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新模式,对于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社会矛盾治理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制度创设不足、控制为主、治理成本高及人治化、运动式色彩浓厚等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落后、法治化治理模式不足和政府治理转型不够,部分抵消了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效果。为此,要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完善民意诉求和利益表达机制,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模式,改变人治和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而政府自身的治理转型是完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根本。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中英网络治理的行业自律比较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等特点导致了网络世界乱象丛生,社会对互联网行业治理的要求日益增长。传统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行业自律在网络治理中有其特有的优势。本文主要从行业自律的角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论述中英两国网络行业自律的现状,将二者在网络治理中行业自律的主体、措施、客体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的借鉴和思考。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     

智慧社会语境下网络犯罪行为矫正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数字网络技术迭代更新加速，数字综合体持续完善，智慧社会初具模型，网络犯罪滋生蔓延，涉网络犯罪日益增加。当前我国犯罪治理政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不足，亟须调整犯罪治理政策和网络犯罪司法治理方式，建立一体化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探究涉网络犯罪罪犯改造规律，创新矫正技术手段，科技赋能实施智慧矫正，依托综治平台和数字平台建立系统完善的涉网络犯罪行为矫正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与实践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网络分析

借助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描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思路,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施重点以及推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充分反映出国家治理注重整体、协同和系统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是当前的重点改革领域,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城乡一体化、民主政治、法治中国、社会事业等是当前重点推进的改革举措;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两条路径,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方参与、多元共治",二是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突出社会事业改革的重要地位。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治理网络中占据重要作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本文为理解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定量证据,也为研究改革政策文本进行了方法探索。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我国互联网治理的新思路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垃圾邮件、网络犯罪、网吧管理、信息安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每一项政府都出台过相关措施进行过治理。然而这些问题不仅屡禁不绝，甚至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现有的互联网治理机制，寻求我国互联网治理的新思路。首先应该采取多中心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同时通过控制行业协会组织来间接控制和管理互联网的传播。     

公司运行中国家治理的法律规制北大核心

处理好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任务,处理好公司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公司外部治理即国家治理的任务。规范这两种治理并确定其界限是国家治理过程中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施行和完善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和依据。对公司运行中国家外部治理予以法律规制,在整体上就是要明确区分政府职能发挥与市场调节两者的作用,尊重私法自治,保障公司法人的独立性;要规范政府职能,发挥其弥补市场不足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公司运行外部治理法律制度、公司管理人员股权参与制度、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股权制度,合理规制公司运行的竞争性市场体系。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积极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来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呈现出从中央向地方推广的态势。它是各级政府实行政务公开的一种具体措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在于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进而提升公民监督政府权力的能力 ;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体现了政府治理观念、模式的悄然变化 ;有助于实现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 ;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隐蔽的控制 ,进而达成政府目标。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调整 ,信息披露的内容、对象、程序、责任机制的不明晰 ,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能被异化为逃避人民监督的工具并造成信息的“垄断”。因而 ,当务之急是制定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规范。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