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女性的书写——论陈染的小说创作

陈染的小说摆脱了宏大的国家与民族叙事,仅从女性个人经验出发,摹写当代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困境,追问自身的存在和现代性焦虑.她的写作展现了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她个人化的女性叙事为中国女性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叙事空间,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与女性解放

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女作家多写个人生活与自我生存体验,企图以此对抗男性社会,建构起与众不同的女性话语空间.但这种私人化写作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极有可能成为某些人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从而进一步强化女人"第二性"的地位.     

女性自我意识的疑似觉醒——茨威格与林白笔下女性人物形象比较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和中国作家林白的作品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女性心理、欲望与命运的解读上,他们笔下的女性也一直被认为是有着女性意识觉醒表现的群体之一,但实际上,这些女性的所谓自我意识并非从根本上萌发,她们的自我意识在本质上或依附他人或被动接受,充其量是一种疑似觉醒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文化姿态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一改往日的温情与浪漫,呈现一种深刻的自审意识和与世抗辩的文化姿态,另外也以风格鲜明的私人化写作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些变化显示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女性意识的深化,蕴涵着女作家们与时俱进的文化思考。     

以个人的维度重新言说历史--论90年代知青文学的一种走向

知青文学一直是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线.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知青文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往昔生活简单的复制与回忆,成为一代知青作家解读生活、解读人生的一个重要载体.知青文学注重的是知青群体话语,伴随着80年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知青文学多以呼唤人的总体价值与尊严,重塑知青的精神群像为指归;进入90年代,知青文学则更加注重个人的维度,关注的是那场动荡之中个体命运的荒谬与无奈,挣扎与自救.     

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主题

中国女性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反叛性,从初始的女性与社会,女性与革命拓展到了对人的本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自身内省和生命意义等开放性、多元化、多角度的哲学反思,其欣欣向荣的发展状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亮彩。     

俗世化狂欢化个人化——1990年代(1990～1999)多元化女性写作中的三足鼎立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转型,新型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处于这一大背景下的中国女性文学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1990年代,新写实主义的日常叙事、以解构为指归的狂欢化写作和个人化的躯体写作,在女性文学的格局中呈三足鼎立之势。     

论新时期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的时代意蕴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中国文学塑造出更加丰富的女性形象 ,掀起女性文学的高潮。审视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 ,其进步意义体现在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主要表现为美丽的、血肉丰满的、瑕瑜互见的真实女人形象。女性意识的觉醒 ,要求文学塑造出反映女性审美理想的女性形象 ,冲出传统的桎梏。     

质疑女性主体建构女性健康人格——徐坤的意义之二

20世纪末的女性作家徐坤,以一位女作家与女学者的双重身份,在创作中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消解男性知识精英的权威形象,质疑女性现实文化处境,揭示了女性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女性心理与身体的羁绊,力图建构一种健康的女性人格.     

论五四女性文学

五四女作家群在整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处在重要阶段,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又处于一种特殊的历史阶段.     

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棉棉的《啦啦啦》、九丹的《乌鸦》

本文通过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三部作品,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棉棉的《啦啦啦》、九丹的《乌鸦》的论述,揭示了无论是躲进私人空间的女人,身体写作中的新新人类,还是另类的留学生文学《乌鸦》中的小龙女,都始终没有摆脱对男人的依附。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依然笼罩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中。     

女性志愿者与城市生态文明构建——以江苏常州为例

女性以其自身的优势和独特的方式,在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社区为依托而建立的女性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成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生力军。基于对江苏省常州市女性志愿者队伍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女性志愿者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分析其在节水型社区、环保型社区创建,以及宣传绿色消费、构建城市河流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和效能,从而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城市社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志写作:以三部女性主义民族志为例

1980年代以来,民族志反思促进了民族志方法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结合,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女性主义的立场,既体现出民族志文本对“主体性”的强调,又反映了对女性的关怀。同时,民族志一贯主张的“差异性”视角与女性主义“女性同类和女性团结”的立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凸显。虽然,女性主义人类学已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建立起文化意义上的性别研究,但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得到改变。通过《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嫁给谁——新疆阿村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民族志》三个文本的视角、内容和书写的比较和评介,思考上述问题进而反思女性主义民族志,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女性文学与女性情感观

梁启超在19与20世纪之交至五四时期对民权与女权运动提倡与鼓吹的同时,也热心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情感的研究与张扬.其"专论女性文学和女性情感"一节文字,努力通过对古代文学中这类诗词曲文的分析研究,传递出其男女平等与尊重女性的现代观念,体现了他力图促进近现代女性文学和女性情感的健康发展之宗旨.这是现代启蒙思想运动中不可多得的专题性文字.尽管其个别观点与见解不无商榷之处,然而其整体思想和诉愿,今天看来仍有很好的参鉴价值,值得汲取和发扬.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审美特征

女性个体经验的不断展开、女性审美自由的不断拓展、女性艺术形式规范的不断丰富,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主要审美价值取向,其目的是要建立以个人化写作为基础,以张场女性生命主体意识和自由审美精神为旨归的女性主义性别诗学。     

女性批评的召唤——以山尹新著《边缘处守望》为例

文学批评具有真诚的召唤力量,山尹在其新著《边缘处守望》中实践了文学批评的多种范式,并展露了批评的三个维度：虽然身处当代文学研究边缘,但在对“中心预设”的超出姿态中,山尹建立起极具个人化的研究主线;山尹的文学批评更多调动了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在思考文本和生活的权力关系、揭示被父权制遮蔽的观念等方面,找到了自己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别致路径;区别于结构主义诗学对文学能力的界定(以往文学程式化形式化的熟稔),山尹更加专注于解读经由文本接近的事实,这种朝向世界的真诚的伦理力量,使得批评家也可以是真诚写作的作家。     

浅析女性文学的“超性别写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从＂超性别意识＂的大胆提出到＂超性别写作＂的艰辛探索,无不体现女作家们对于真正的男女平等、双性和谐的不懈追求。而时下作者们仅有的女性意识,只是个人经验范围内有限地自省,在强大的男权传统下,她们孤掌难鸣、溃不成阵、纷纷倒戈。     

女性主义组织的网络行动研究--以“新媒体女性”新浪微博为例

网络与女性主义是信息时代媒介与性别研究的重要方向。以“新媒体女性”非政府组织的官方新浪微博为案例,在网络行动主义理论框架下,通过虚拟民族志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方法,可以探讨女性主义组织的网络行动特征,并通过其积极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特征来分析女性主义组织网络行动的动员能力。研究发现,“新媒体女性”能够充分利用微博平台进行抗争性话语的表达,对于积极行动者具有控制优势。其处于所在的积极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整个网络结构极为疏松,不具有凝聚力。网络整体对行动者的态度和行为等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不利于其形成互动联合的网络行动模式,女性主义组织的网络行动能力有待加强。     

中世纪西欧城市文学的女性观透视

出现于13～15世纪西欧的城市文学,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受到了教会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双重影响,具有明显的对立调和性,即对女性的否定与赞美并存,以对立为主流,以否定为结果。这种对立往往与性爱和婚姻联系在一起,向往爱情、排斥婚姻和渴望性爱是其纵向的发展轨迹。城市文学中这种对立调和的女性观,为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的社会形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     

女性农民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青岛市为例

农民进城务工是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进城打工的农民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农民工则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随着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一些惠及农民工的政策得到实施和落实。但在实践层面，女性农民工的维权仍然艰难。她们作为生理弱者，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加速期，比男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有更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女性农民工的维权，不仅需要国家、企业对农民工群体担责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的打造，还需要社会性别视角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