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一种少数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的乡土力量——以云南宁蒗跑马坪乡彝族社区民间禁毒个案为样本

在传统理论中,犯罪控制是典型的国家正式力量主导的社会机制,但是这种理论构建下的犯罪控制设置并不一定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土社区中。通过对云南宁蒗跑马坪乡彝族社区民间禁毒个案为样本进行法律人类学解读,说明国家法外的民间法资源能够并且应当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犯罪控制的重要力量。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

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一系列大量的法律规范散布于社会之中"。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形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国家法和民间法这种二元架构,构成了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现代以来国家公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格局。改革开放后,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建并发生新的变革。我们应充分发挥民间习惯的作用,使国家法起到一种连接各个分散的民间习惯的作用,最终形成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良性互动。     

民间法、国家法的对立与交融——论我国农村“外嫁女”权益的司法能动保护

“外嫁女”权益纠纷近年来凸显为我国农村的热点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法律、经济原因。我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权益保护的态度迥异，却均无法有力保护“外嫁女”权益。社会主义司法规律决定了国家法与民间法正逐渐走向融合。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司法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性，克服民间法阻碍、吸取民间法智慧，改造民间法规则，从而促进国家法和民间法真正走向融合。     

法制统一基础上的族群民间法的价值分析——以福建惠安人民间法为例

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的一种社会规范,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为其孕育、形成、发展和适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基础。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制现代化建设从城市向农村逐步推进过程中必然产生二者的协调和碰撞问题。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国家法不可能取代、排除民间法,民众也不会远离民间法。相反,立足于社会现实,立足于民众生活生存,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法必须适应各个区域的特殊性、地方文化性,借鉴、吸收当地民间法的有益部分及其运行规律,推动社会关系的稳定与保障。本文以惠安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民间法为例,探索族群民间法在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和功能,借以明了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补、协调与整合。     

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中的基层司法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求国家法开始乡土中国法制化征程,然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的国家法"格式化"改造民间的冲动遭遇"滑铁卢",反映出两种力量的冲突,作为国家法与民间法"交汇点"的基层司法所如何面对两种力量的压力是本文所考察的。     

清白与信任：乡土治理安排的信息经济学解读

在“民间法”的分析框架中，源于“地方性知识”和执行费用的比较优势，讲求实质理性的乡土社会规范以及相配套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总是可欲的。但是，发生于中原农村的一起因欠条引发的欠款之争，进而在乡村舆论下衍生为自杀悲剧的人命纠纷却表明：由习俗、惯例承载的乡土治理安排并不必然能够保证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基本可预见性，甚至会导致比规则治理的普适化之弊更为沉重的机会成本；形式理性及由国家财政能力支持的正式社会控制同样是获得乡村生活确定性的内生要素。     

乡土社会民间法与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策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基层人民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与乡土民间法的冲突与转化关系。着力阐释乡土社会民间法的作用 ;基层法院法官运用乡土民间法解决纠纷的原因 ;以及乡土民间法在解决纠纷时的实现过程与方式。     

论乡土社会的"厌讼"现象

本文指出"厌讼"现象的产生,是乡土社会的本质所引起的,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代法律移植下"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文中认为国家可以在立法上吸收民间法思想并保留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空间。     

超越“传统与现代”：法律多线现代化

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将“传统与现代”作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重要区别。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都是各自以一种进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不断变迁以适应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理性和正义观,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都有传统性和自己的现代性,都有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国家法与民间法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和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混杂。将国家法和民间法作现代与传统的区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在法律多元的社会中,法律现代化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各自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多线现代化。我们应当引导民间法的现代化,确保民间法现代化与国家法现代化的协调,确保正义的弘扬和社会的和谐。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论民间法应用于司法实践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的逐渐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不同于正式的国家法,但它对于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不应忽视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在司法适用中的困境,探索民间法应用于司法实践的途径,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     

礼治法治以及对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读《乡土中国》有感

本文在《乡土中国》中对礼治分析的基础上,窥探中国基层社会中礼治与法治的冲突,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农村法治秩序做些思考。     

法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与秩序

法人类学坚持“一切人类社会皆有其法律制度”的理论,打破了在国家结构中探讨权力与秩序的传统研究方法。在无国家的人类群体或与国家联系不甚紧密的底层民众中,由公众授权产生的民间权威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家政治权力的出现,这种公众权力因受挤压而凸显出由强渐弱的变迁态势,从而使民间社会表现出单一式、双重式和黏合式的秩序重建家园模式。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考察——从一个乡村基层法官的判理说起

现代中国实现法治的路径研究很大程度是研究乡村社会的法治实现路径。论文从乡村社会的一个案例说起，通过这一案例展现了乡村法官在具体的裁判执行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引介了国家正义与乡土正义的概念，详述了法官解决乡村纠纷的过程和实现法治的可能路径。     

乡土社会和现代法治的冲突与解决途径——观电影《被告山杠爷》有感

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具有法律争议的情节折射出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种种冲突,这是由于现代法治根植的土壤,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等都与乡土社会的治理是两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冲突可抽象为司法与行政、礼治与法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协调这些冲突需要以解决纠纷为中心,重视民间法的力量,关注村民的法律创造力,并用反司法理论治理基层问题。     

解决纠纷与接近正义——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的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诉讼目的在于公正解决纠纷,其实现需要国家在推进公权力的过程中,亲近乡土正义观,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沟通对话与制度化妥协。     

乡土社会变迁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

本文通过对乡土社会秩序变迁的分析,指出新乡土社会下法秩序由一元向二元发生的转变,并通过对民间法和国家法这两种法秩序的比较,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的历史地位探悉

乡绅阶层作为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对于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运作非常重要。尽管其在传统乡村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也是受限的，它并未承担起所谓领导“乡村自治”的角色，也不可能成为代表“社会”的力量与中央权力相抗衡。     

一种官民二重的结构模式——社会转型时期的“第三部门”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部门”开始兴起。然而，与西方关于“第三部门”的学理要求以及自下而上的生成过程相比，由于对历史经验、化传统、政治架构的“路径依赖”，中国的“第三部门”是政府部门与民间社会两种力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结果。这就使得社会转型期“第三部门”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官民二重结构模式。